立法机关既制定法律又审查自己制定的法律，容易使违宪审查制度流于形式；同时，立法机关也不便审理因法律、法令或其它国家行为的违宪而引起的宪法诉讼案件。那么，如果由立法机关进行违宪审查的制度行不通，是否可以在中国引进司法审查制度呢？假定最高人民法院从属于人大的地位不变，它是否还会承担起宪法审查的重担？我认为是可以的。 

　　落实违宪审查权是进入现代社会的标志 

　　人大能创设最高法院，它就能赋予最高法院违宪审查的权力。问题只在于这种赋权是否危及或挑战人大的最高地位以及它的可行性如何？对于前者，我认为不会。因为最高法院是向人大负责，不管它行使何种权力，其权力渊源都是人大，不会是另外一种渠道。换句话说，即便是最高法院被赋予违宪审查权，它对于人大的从属地位仍然没有变，并没有把它的地位提高到可以和人大并驾齐驱的地步。

　　那么，这样做与以前有什么不同呢？不同在于，以前最高法院没有被赋予这一项权力，因此不能行使违宪审查权。而经过这一赋权，它可以行使违宪审查权了。就人大而言，它仅仅是请它下属的一个权力部门代为行使一项它由于一些内在的困难，自己难以有效行使的权力。因此，它并未失去任何权力。

　　然而，这里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当其冲的是赋予最高法院违宪审查权这件事本身是否违宪？如前所述，宪法赋予人大有权创设权力机构并赋予它们各种权力，因此赋予最高法院宪法审查权不会违宪。但问题在于，这种赋权并不是绝对性的，它受到宪法的限制。宪法明确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撤销或废除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国务院做出的立法和法规。最高法院没有那项权力。因此，即便是最高法院发现某一立法违宪，它也无权撤销或废除该立法。它必须向人大报告，请人大废除它。

　　一般而言，最高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最高法院行使绝对的违宪审查权，即由它决定何种法律或行为违法。另一种是由它发现某项法律或行政行为违法，但决定权归人大。这是一种相对性的违宪审查权。在现行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最高法院只能行使后一种，即相对违宪审查权。它的决定属建议性的，而非决定性的。这虽然是一种不算理想的状态，但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安排。因为它使违宪审查得以落实，解决了宪法空置的难题。

　　最高法院可进行事先审查或事后审查。如果行使事先审查，那就意味着各级立法，包括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国务院及其部门的法规以及各省市的地方法规都需向最高法院登记备案，并由其审查。如果最高法院发现某一法律或法规违宪，它可以向人大汇报，提请人大决定。如此一来，最高法院在违宪审查中将会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然而，那也意味着最高法院有可能干扰立法部门的工作。比较安全的做法是，最高法院应该采取策略，只审查出现问题以后的法律法规，或者审查由一定的人员或机构提请审查的法律法规或事例。就违宪或有争议的案件而言，最高法院只需按照其正常程序审理即可起到审查的作用，并不困难。但就提请审查而言，谁是合适的人选却是一个问题。法国宪法法院的例子可供参考。【更多】

　　部分网络舆论认为，中共机关报刊最新发表反对“西方”式改革的文章，意在否定“宪政派”学者的“宪政梦”。

　　沈泽玮　北京特派员

　　在中国网络舆论掀起“宪政”之争、左右之争之际，中共机关报刊接连发表文章，否定西方政治制度和理论，表明要坚定不移中国道路才能实现“中国梦”。部分网络舆论认为，中共机关报刊最新发表反对“西方”式改革的文章，意在否定“宪政派”学者的“宪政梦”。

　　接受本报访问独立评论人士也认为，中共机关报刊刊发否定西方政治理论的文章，与之前否定“宪政”的文章是前呼后应的，这显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高举的改革旗帜不是沿着宪政道路的改革，而是改善加强、将中国共产党改成一个具备反腐败能力、纪律严明的党，确保中共一党执政一直延续下去。

　　学者：争论模式

　　不合乎中国政治运作常理

　　另有受访学者表示，当前的争论模式并不合乎中国政治运作的常理，背后的动机让人看不清，“若要统一思想，为何又放开网络批评”，当局“是想要引蛇出洞，还是怕蛇出洞？”如果要批判的话，一家报纸一说了，其他报纸都轰轰跟上来”，但一般纸媒至今都按兵不动。

　　中共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在6月1日发表题为《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伟大梦想》的文章强调：“思想僵化，党和国家就会失去活力；思想西化，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封闭僵化的老路，改旗易帜的邪路，都是死路一条，都会使中国梦落空”。

　　文章也指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人民日报》5月31日也刊发题为《坚定“三个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的文章指出，西方的那套理论，新自由主义也好，民主社会主义也罢，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可能为当代中国指出“科学正确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中国不能照搬西方发展道路，也不能照搬苏联模式。

　　这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撰写的文章强调，中国梦“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途径”，要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求是》和《人民日报》的文章无疑给当下有关宪政的争论再添柴火。因为就在中共党报刊发文章前约两周，在5月21日前后，包括《求是》旗下的《红旗文稿》、人民日报社下属《环球时报》、中宣部主管的综合性党刊《党建》在内的中共机关刊物陆续发表文章，就“宪政”问题发表左倾观点，引发网络舆论关于宪政“姓资姓社”的争论。

　　《红旗文稿》刊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的文章主张，宪政属于资本主义而不属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环球时报》在22日也发表文章抨击，“宪政”实际上是绕了个弯，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

　　《党建》接棒发文，认为“宪政”主张的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该文还批评，有人以宪政没有东西方之分为名，或冠之以“普世价值”的伪装，“鼓吹照搬西方宪政制度，推行多党制、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这些看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更多】

　　房价始终是一个撕裂中国社会情感与利益的揪心话题，尤其在当下“地王”频出与调控政策持续拉锯战中。在过去的专栏《谁在推高中国房价》中，我曾经梳理过十年房价的上涨的趋势，但过去并不代表未来。日前国内媒体曝光预言房价失败的诸多专家，似乎表明房价的不可预测性，或许这一话题更适合去问巫师的水晶球。

　　如何看待中国房价水平高低，平均房价、租售比、收入比、空置率等指标各有道理，但都难以道尽中国房价之痒。房价，和黄金等物品类似，当价格快速上涨之际，其价格趋势已经脱离了基本面因素，更多是理念之争——对黄金而言是黄金是否具备终极信用，对房价而言则是房屋属性，房屋是投资品还是消费品？

　　如果作为消费品，那么房屋的消费需求有两种方式满足：一个自有住房，也就是买房，一个则是租房等方式满足。其中分别，则取决于每个个体的偏好，如果租金收入比低到能够冲抵不能拥有这套住房的心理感受，那么或许租房更为理性，反之亦然。不可否认，住房在当下中国不仅仅是居室，与安全感、归属感以及社会福利等因素挂钩，这会加大自有住房的吸引力，但是并不会改变以上基本分析。

　　如果作为投资品，那么同样分为两个层次。对于房屋而言，其价格取决于其未来产生的租值的贴现，也就是房屋自己能够创造的价值决定了房屋的价格。这听起来有点同义反复，但揭示了房地产另一个重要特质：位置决定一切，无论是在一个城市之内，还是在不同城市之间。伴随着中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城镇化的口号四处开花，房地产看似可搭借春风，不过冷静看待，从人口聚集程度、发展机会等考虑，城市化的未来注定更多聚焦于一线城市。这意味着一线城市的房价不排除还有上涨空间，而二三城市的房价或许已经透支其上涨空间，面临泡沫风险。

　　谈房价，离不开宏观经济的整体走势判断。未来中国或许还将面临一次资产泡沫，目前资产价格已经过了泡沫形成阶段，但是还没走完泡沫膨胀阶段，这也就意味着，房价尤其是一线城市未来几年或将继续上扬。但问题在于，天下无不散的泡沫，潮水一旦褪去，一切终究将打回原形。【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