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弘坚定地认为，由罗善学递交诉状，可以规避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写明的“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因为这是“半个日本人起诉日本政府”。
此行，一上飞机，罗善学就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到了机场，朱弘带他到吸烟室吸烟。罗善学和在家时一样，从小布包里掏出烟丝，卷好，大口大口地抽着。坐了一个多小时地铁，入住中日友好宾馆后，他突然疯了一样，使劲捶着脑袋，从胸腔里发出蕴藏已久的吼声。罗善学在这之前的一次情绪失控发生在朱弘到小谷告屯访问时，同样的歇斯底里。拍摄过程中，他扑到地上嚎啕大哭，“我就因为是日本仔，连老婆都讨不到。我这辈子全完蛋啦！”远在日本，耻辱、贫困与娶不到老婆的阴影依然摆脱不掉。
“他那是情绪爆发，”张国通迅速抢拍下几张照片，“他是来找爹的，但从小别人灌输给他的就是，你这个爹很坏，让你受这么多苦。他就开始恨他爹了，想要找爹报仇。另一方面，他又把自己一生的委屈和苦难都寄托在这次上面了，希望找到爹，找到老婆，改变命运。”
另一个让张国通难忘的场景同样发生在日本——团队中的一个日本翻译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某次会谈结束后，大家在会场附近吃饭。整顿饭下来，罗善学一口没吃，死死盯着那个女孩，眼神贪婪得让人心酸。一辈子对女人的渴望在他的目光中表露得一览无遗。张国通碰碰朱弘，又指指罗善学。朱弘看了看，摇摇头。
“他这个人也可怜，从小养父对他不好，眼睛坏了，养父不给他看医生。没怎么读过书，智商也低，种田都种不好，就会放牛，放了一辈子，”即便和罗善学关系很亲近的人私下也略带鄙夷，“而且他性格特别孤僻、怪异，容易歇斯底里，平常很少和人说话……不能给他喝酒，一喝酒，那股劲儿就上来了。”
同在一个屋檐下，但90岁的韦绍兰和70岁的日本儿子罗善学越来越少说话了。他们不会谈起对方，问到旁人，得到的答案就是关系不大好，也有人说以前还可以，现在不大好了。从日本回国后，罗善学和母亲的关系疏远了许多。张国通发现，在日本，别人送来的礼物和钱，韦绍兰、罗善学和武文斌三个人，谁先拿到，立马装进自己箱子。他们各做各的饭，各喂各的鸡，甚至各给各的鸡拌食。罗善学有近十只，老太太三只。有时别人送来的慰问礼物也要一式两份。来拍纪录片的摄制组看到韦绍兰一大把年纪，还要对着柴火灶吹火，就买了两个电饭锅，母子俩一人一个。
没找到爹，可罗善学不断设想自己找到了。想着想着，脑子混乱起来，好像就成了真事。
“我在日本找到我爹了，找到了！可他不敢来，装病，怕我们打他。是该打，他是畜牲！”
一旁的韦绍兰像是听不懂儿子说什么，也许她根本没去听。她依旧蜷在沙发里，翘着手指拨拉着破旧沙发上裸露出来的线头，像是少女在溪水边玩水。记忆把她带回了儿时的岭上——她和一群娃娃围着十二爹，要他教他们唱歌谣，“你教，我们就帮你放牛”。十二爹清了清嗓子，唱得朗朗的，娃娃们也跟着学，“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看天下》记者王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