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们兄弟关系还挺好的，”罗善平攥着拳头，“现在我一回来，那个‘日本仔’就要找我打架。”更让他不放心的是脑瓜活泛的武文斌。姐姐罗善英2008年去世后，武又娶了个老婆，住在县城。如今他退了休，爱跳广场舞。由于有些文化，又会说普通话，每次有民间团体或记者来访时，武文斌总会热心地负责外联，充当翻译。他小心地把之前刊登韦绍兰故事的报纸留存下来，连同四张光盘、一些去日本时的资料一起，放在文件夹里。等到再有人需要时，顺便从中索取点儿劳务费和资料费。
罗善平闯进家门时，‘日本仔’罗善学一言不发。武文斌则躲进一侧的房间，不敢露头。
韦绍兰午觉过后出来时，小儿子已经安静下来。他端坐在长凳上，举止大方，彬彬有礼。
“你们以后再来要和我联系，我难道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吗？”罗善平语气平和。一直坐到天色已晚，他才搭摄制组的车回到县城。
谁是爹？
罗善学又陷入“要找到日本爹”的念头里。2010年12月的东京之行，是他认为最有希望的一次。
2010年12月1日，旅居日本、一直关注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独立电视制片人朱弘揣着募集到的10万人民币来到罗家。他要接韦绍兰母子参加在日本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审判10周年的纪念活动。由于会上缺少中国受害者，韦绍兰的案例比较典型，公开做控诉也有影响。
“我要去日本找爹了。”离家之前，罗善学告诉村里人。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那个爹是根本不可能找到的。”张国通说。
据《荔浦文史》中《马岭的慰安所》一文记载，1944年的那个冬天，日军侵入荔浦后，在公路沿线乡村都派有驻军，负责组织运送物资和维护通讯，驻扎在马岭镇的日军负责从桂林运送食盐去柳州，共有两个队，三十多人，其中一个小队驻扎在马岭，一个小队驻扎在沙子岭。但具体到哪些日本兵驻扎的马岭，谁经常“光顾”慰安所，则很难找到记载。更何况，韦绍兰在慰安所度过了一段被轮奸的日子……
2010年，摄影师张国通也随韦绍兰母子去了日本，“对罗善学来说，这个事没公开之前，他可能都淡忘了。但是捅开之后，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想法了。我和朱弘比较很多个案后发现，韦绍兰这个事情是很特殊的。当时战后，东北留下了很多日本遗孤，这些遗孤不少后来都回日本了，也享受到了日本人的待遇。罗善学其实也应该属于遗孤，但由于涉及‘慰安妇’，日本一直不承认。我们就想着，能不能也把罗善学遗孤的身份确定，这样他也就能享受那些待遇了。”
“罗善学作为所谓日本兵的种子（日本仔）——他有资格作为一名日本人，在日本本土、向日本国家提起诉讼，”朱弘的设想是，“罗善学是原告，他的老母亲韦绍兰则作为第一证人站在日本的法庭上。由此，一举打开慰安妇问题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