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被强征来的女子，被称作“慰安妇”。
日本著名词典《广辞苑》对“慰安妇”一词的解释为“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而更多学者给其下的定义是：“二战期间，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军的专属性奴隶。亚洲各国的很多受害者，至今坚决反对使用“慰安妇”这一名词。
若干年后，曾任日本军医的麻生彻男在提到日军“暴行”、“强奸”时认为，“在大的激战之后，好容易生存下来的人，兴奋状态特别强烈，会干出平常的理性无法估计的事。”领有日本士兵回忆，在某占领地“慰安妇”出现的第一天，“士兵们便排队排到了三公里……说到三公里，就是三千人以上的士兵在排队。当时喽，女子大约只有十来个人”。
慰安妇
七十年后，韦绍兰依然记得那个冰冷的金属“东西”。在燥热的季节，在慵懒的午后，在塌陷的破沙发里，这样东西在脑子里的出现显得怪异，又不由分说。
“一个穿白大褂，戴手套的人要我脱光衣服，要我躺着，把一个长东西塞进下面。后来它就放在床边，我看到了，是金属的。”被抓到慰安妇所的第二天，韦绍兰她们“被”做了体检。
这样的体检是为了确保“质量”。1940年2月，华北方面军军医部曾颁布《对干部进行卫生教育顺序》一文，指出，“严防花柳病损害身体，破坏家庭，以致亡国”。不少慰安所规定，每周检查一次，至少每周检查一次。一旦患有性病，“慰安妇”将被隔离治病，痊愈后再接待官兵。
体检合格后，韦绍兰和另一名女子被关进一间屋子。日本兵拿出黄色的军装给韦绍兰等人穿上。需要“服装”时，比划出一个脱衣服的手势。
韦绍兰至今记得第一个对她施暴的日本兵，“嘴巴有一撮须须，戴着帽帽，帽顶有颗黄色星星，后面有块布。他拿着刺刀逼我跟他睡，我不听他的不行啊，我还不敢哭，直到日本人离开房间，我才敢哭出来。”之后来的日本兵，有的20出头，也有50多岁的。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韦绍兰1岁的女儿被搁置在房间角落里。
从1937年战争伊始日本军队沿袭下来的“潮流”认为，在战场上越是勇猛的官兵，越是激烈地侵犯占领地的女子。因此，越是激烈地侵犯，越被认为是官兵勇猛的证据，“从杭州湾到南京，有一天之内两次强奸妇女的军士，还作为勇猛的班长得到了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