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法子”，几十年后，罗善学讲起养父对他的态度，叹息着，重复着这三个字。
“我爸爸恨我，因为我不是他田里的苗。我爸爸是天，我用石头打不着他。日本人也是天，我用石头也打不着他们，但我只希望他们能给我妈妈赔个不是。一个人，要有良心要懂道义，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那跟畜牲又有什么分别？”
“站出来”
父亲罗讵贤1986年去世后，葬在离家大约1公里的稻田边，群山环绕。罗善学上坟时，总是蹲在坟上，一言不发，拼命拔草。
此时，韦绍兰和她的子女们已经过起了贫穷但平静的生活——
罗善学上了三年学后，就开始放牛、放鸭子，直到现在，他每天的任务还是给人家放牛。娶不到媳妇，就只好陪母亲在老房子里住着。韦绍兰从山上采枇杷叶换钱，在当地，晒干了的枇杷叶1斤能卖5毛钱。她家还有4只老母鸡，一星期最多产20个蛋。尽管年事已高，但她身子骨硬朗，走起路来两手撇在腿后，一步快似一步。其余三个孩子或下岗，或在县城打工。
2007年，这样的生活被突然打断，韦绍兰和罗善学“站出来”了。
原来在2006年4月，日本政府首次承认在广西桂林征召过“慰安妇”，并表示应该道歉。消息见报后，有读者向报社反馈了韦绍兰的故事。
这之前，早有一些学者在全国各地苦苦找寻着愿意“站出来”的“慰安妇”。根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助阵苏智良长期研究，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逼为性奴隶，涉及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其中中国至少有20万人，她们大部分被凌虐致死；日军在中国20多个省市设立的“慰安所”不少于1万个，中国“慰安妇”平均“慰安”日军官兵的比例是1比89。
日本华侨林伯耀从1992年就开始关注“慰安妇”问题，“之前的一个大会上，很多国家的受害妇女都来了。中国大陆这么大，那么多受害妇女，没有一个人出面不好。我们就开始到处找。到现在20多年了，真正站出来的不到50人，朝鲜和韩国加在一起，已经有380多名了。光台湾那么小的地方，都有200多人了。中国是男性主导的社会，她们这些遭遇会被视作耻辱。有些受害妇女告诉我们，她们被日军强奸，心理上受到很大伤害，之后又受到家人和周围人的精神暴力。相比之下，后者带来的伤害甚至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