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后，有学者拿出避孕套给韦绍兰辨认。她还记得这些东西，“有人用，有人不用。用过之后，就扔在地上，到时候一起拿去烧……”
慰安所在中国普遍建立后，日军明确规定，严禁不使用避孕套的行为。避孕套成了必备的军需品。这种军用避孕套上，还印着四个日本汉字，“突击一番”。日本士兵则把它视作“钢盔”，意为能避免性病入侵。
1942年3月30日，陆军省经理局副官在给陆军军需品总厂厂长的信中写明有避孕套等12种防疫材料，其中避孕套为1530万只。根据日本学者林博史的研究，这一数字是“补给基准数量”，它只是实际需求量的80%。而到了战争后期由于物资匮乏，其质量也日益下降，有日本老兵称，1945年，他在江苏徐州当通讯兵时，上级发下来的避孕套竟然是用羊肠做的。
被轮奸的日子过了大约一个星期，娇小的韦绍兰被一个日军小头目“包”了。他把她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只供他一人“享用”。韦绍兰的女儿一哭，她就给孩子吃糖，叫她“听话，不要哭”。
《读卖新闻》原社会部记者三田和夫曾任陆军少尉。他说：“在长期驻屯生活中，找个慰安妇一起过日子，觉得就像自己的老婆一样。士兵们也不再那么贪馋了，他们感到随时可以解决问题。她们也因此好按像成了驻屯部队的一员。还可以比作装饰品吧，没有慰安妇的驻屯部队，就像没有点心的孩子似的不像样子，因此士兵们很珍视她们。”
被“珍视”的韦绍兰，同时也受到严格的“监控”。在慰安所这段时间，她的饭通常由士兵直接送到房间里，出门上厕所都有人跟在后面监视。
三个月后，日军对韦绍兰的监管略微松缓下来。一个凌晨，韦绍兰借故上厕所，抱着女儿从厕所边的一个小门，七拐八拐地逃出了慰安所。
“日本仔”
分不清家的方向，韦绍兰只记得儿时村里长辈说，迷路时要朝着太阳的方向走。
就这样走了一天一夜。再回到小谷告屯，已是第二天晚饭时分。
罗讵贤正在屋里煮粥，看见蓬头垢面的妻子和女儿，先是愕然，又迅速恢复了平静，“你回来了？我以为你不晓得回来了。”
韦绍兰大哭，她满心委屈，又不知如何开口。
几十年后，每次讲到这个场景，韦绍兰的脸上还是会淌满泪水，只是圆润的脸庞已经干瘪。
“你学坏！”丈夫罗讵贤骂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