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晚报》通讯员孟绍淦找到韦绍兰和罗善学时，这段不堪回首的过去几乎要随着时间消散了——村里的老人逐个故去，年轻人们忙着打工、赚钱，谁还顾得上60多年前的那次扫荡？
县里的人来核实身份，问韦绍兰是不是被日本兵抓过，她点点头；问罗善学是不是日本兵的后代，韦绍兰又点点头，“她不懂这是要干什么，也不理解有什么意义，人家来问，她就如实讲”。
韦绍兰和她的“日本仔”成了为数不多“站出来”的中国受害者。
2007年7月5日，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在上海师范大学开馆。这是继韩国首尔、日本东京之后，全世界第三个有关“慰安妇”的纪念资料馆。韦绍兰和罗善学受邀参加。
尘封多年的记忆被突然打开。一次有学者来访，韦绍兰讲完所有故事后，带罗善学给丈夫上坟。她骑坐在丈夫坟头，哭唱了半个多小时，里面夹杂着“日本鬼”“日本兵”等词。武文斌解释，“简单讲，她就是告诉她丈夫，我是个好女人，你错怪我了。”罗讵贤的墓碑上，有罗善学和其他几个子女的名字，但唯独少了韦绍兰。
而儿子罗善学却在“站出来”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他这些年去南京，又去日本，见世面多了，口才也好了。”和罗善学相熟的人在旁打趣。
而此时，在村民们口口相传中，“阿奶（韦绍兰）牧师享福了”。有人甚至传出，“据说还拿到了几十万赔偿”。
“我们农村管这叫眼热、眼红，”武文斌不忿，“以前电视台过来拍照什么的，村里人还愿意配合。这些配合了的人回家就被家里的后生骂，‘你帮她说话，她给你多少好处费啊’，后来再没人愿意说了。
“老太太这些年其实没像他们说的那样，拿到什么赔偿。”摄影师张国通透露。这之前，张国通花了二十多年时间跟拍劳工和“慰安妇”，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慰安妇’的诉讼太难做了。这和劳工诉讼不一样，那个原告和被告很清晰，被告是日本企业。但‘慰安妇’这个，由于没有具体被告，只能告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每次都说，你们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已经放弃了，到现在，时效期已过。”
尽管如此，种种有关利益的传言还是像凌晨的雾气一样，在村子上空弥漫着。
2014年5月31日，一个纪录片摄制组进村的消息传到小儿子罗善平耳朵里。午后，他打摩的从县城跑回村，把摄制组的人堵在了屋里。在亲戚们口中，这是韦绍兰最疼爱的孩子。
“你们给了我母亲什么东西？56岁的罗善平体格魁梧。1979年，他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当了五年兵。退伍后，在荔浦县一家罐头厂工作。厂子倒闭，他一直靠低保生活。母亲和大哥“站出来”后，村里人的传言把他搞得心烦意乱，总怀疑别人送的钱物被大哥罗善学和姐夫武文斌或骗或偷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