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兵：厘清问题属性 辨出轻重缓急
顾海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我建议研究会以后讨论一些专门的问题？哪些是专门的问题呢？
第一个是北京问题。现在有很多现实的小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小中见大，比如说北京汽车摇号，北京公交的价格、水的价格，若干年不调整；低标号的汽油价格很低、停车问题没人讨论，户口上附加的各种福利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北京的问题，不要老说外地。
第二类问题是一般的问题，不是北京独有的问题，是普遍的问题。比如搞一个工程项目要盖一百个公章，我们能不能只盖一个公章？再比如器官移植问题，现在每年有15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按照传统办法只有1万个可以提供，那些人都在等死，怎么办？所以我一直主张器官移植的市场化，必须走这条路，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有就是官员的特权问题，过去有人讲800万干部住在医院里花了多少钱，说数据不对，那正确的数据是多少呢？我们的干部们究竟在医院花了多少钱？现在还存在所谓公费医疗，公费医疗到现在没改，一直在推，一直在拖。我觉得这些问题以后应该加大一些研究。
第三类是基本问题，是本质性问题。市场化的“量”和市场化的“质”是我最近提出的概念，我借鉴了“现代化”和“现代性”这两个概念，我比较赞成现代性这个提法，不太赞成现代化的提法，因为这里有本质的区别。到目前为止我始终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程度非常低，没有高过50%。首先是人的市场化没有做到，所谓党管干部，什么叫做干部？干部的概念本身就是无法琢磨的一个概念，根本说不清楚，把人都管死了，还有什么市场经济？第二是资金，五大国有银行控制了近一半天下，几乎所有银行直接间接的都被党政控制，银行行长是党管干部，都有行政级别，是高官，就算存款利率放开了，作用能有多大？我对中国金融改革一个提法：什么时候中国民间金融能够占到一半以上份额，我们才有资格谈中国金融改革。再看土地，所谓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没有老百姓所有的土地制度，没有土地民有和市场化，哪有土地市场？如果人、资金、土地这些基本经济要素都没有市场化，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怎能达到一半？中国市场化极其艰难，中国金融改革还任重道远！
最后一个问题，宪法的问题。宪法是根本大法，现在所有的问题都不讨论宪法，过去五年左右动一次，现在十年不动，宪法不改革怎么往前走？所以我建议下一次专题讨论宪法改革。
王占阳：分配制度改革离不开公众参与
王占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今天我说一下退休和养老金问题。
第一个问题，退休和养老金由谁来设计，由谁来决定？在国际上，我们看发达国家，退休和养老金问题都是公共话题，搞不好就上街游行，这是有高度的公共参与的，通常最后由公众来决定。但在我国，人保部几个人就在那里做了顶层设计，就要决定这么大的一件事了，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前几年我在《学习时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说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依靠公众参与。退休和养老金问题就是一个分配改革问题，必须有公众参与。没有公众参与，将来出台的方案搞不好就要激起大乱子。
第二个问题，关于退休和养老的国际经验，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我看一些文章里讲，国际上各国退休年龄是多少，养老金领取年龄又如何，二者是分开的。但是我跟一个加拿大华人仔细谈这个事，他说在加拿大根本没有退休年龄这个概念，只有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概念。所以我就怀疑，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最近清华搞了一个方案，说是先退休，几年以后再领取养老金，我在网上给予了强烈抨击，我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法西斯行为，因为这等于强制退休，退休后又不给钱，不用五年就得死多少人？这是不可思议的。
第三个问题，退休年龄问题。去年我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访谈，就退休年龄问题发表意见，我认为现在根本就没有到谈论延长退休年龄的时候。
刚才田雪原教授已经讲了人口红利问题，我也是这个看法，虽然我不是专门研究的，但是我大体上知道。只是坐外国飞机和中国飞机，稍微比较一下就知道，中国的人口红利还很大。美国、加拿大的飞机哪儿有空姐？都是空阿姨、空大嫂。现在有些人说我国的人口红利下降到什么什么程度了，那是开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