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层面上，容易混淆正常的城市化与人为造城的界限。甚至出现为城镇化而城镇化，先造城镇、后兴市“倒过来”的城镇化，形成诸多城镇化虚张。诸如城镇化速度虚张，一个时期以来城市化率竞以年平均1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城镇化规模虚张，不仅城镇化“大饼”越摊越大，而且越摊越厚，掀起“垂直城市化”热；城镇化人口虚张，目前53%的城镇化率，至少虚张3个百分点以上；城镇化房地产虚张，形成土地超前式城镇化，推动政府土地财政运转超速，成为各种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城镇化质量虚张，特别是城镇化集约化程度不高、经济密度低、产业结构落后、污染加剧等最为严重。治理城镇化虚张，需要走出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是：只有“城镇化”才是“中国特色”，只有 “以小为主”才能加快城镇化速度，以及只有城镇化才能有效避免“城市病”等。
刘尚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
刘尚希：现在大家都在谈经济体制改革，我觉得仅仅谈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够的，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说，经济体制改革毫无疑问是一个基础性的改革，也可以说是经济基础领域的改革，但如果仅仅满足于现状，很多经济问题就无法解决。因此，改革应该放在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的视角来看，确定改革的目标，不能满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么一个目标，我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定义，他从经济角度定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是共同富裕。我们应当评估一下我们现有的体制能不能有助于共同富裕，而不是只看它是不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是不是可持续、经济增长能不能保持，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和共同富裕这个问题联系起来，如果偏离了这个目标，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改革很可能就会走偏。
所以，经济体制的改革应当纳入到怎么有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么一个大方向上，我认为这是很关键的。社会主义如何体现？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研究是很多的，但现在说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不等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这是很清楚的。但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关注了市场经济本身，对“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有所忽略。所以才导致现在所面临的这些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这些矛盾和问题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循环。所以，我认为在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首先应该明确大方向。
从这个角度评估一下当前的改革，它的关键性问题在哪儿？我认为现在来看，现行的体制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是存在一些背离的。并不是我们想背离，而是说这个体制出现了一些障碍，这些障碍不由自主的导致了偏离共同富裕的目标。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主要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目标已经实现，现在要变成走向共同富裕，这是比“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更困难的一件事情。这个不仅仅是经济放开搞活就可以实现的，它要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和政府自身的改革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有一个基础性的问题被忽视了，即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这个问题以前提出来了但是一直没有答案，股份化是公有制实现形式之一，对于企业来说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朝着股份化方向前进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的问题，通过股份化，让国有企业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但是国有企业本身改革任务并没有完成，因为涉及到跟国有企业怎么定位的问题，国有企业的历史使命到底是什么？实际现在还有很多模糊的地方。除此以外，我觉得比国有企业改革范围更大、更具有基础性的的问题，刚才陈剑会长也谈到了，公有制的问题。两种公有制：一个是国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再就是集体所有制。公有制的积极作用从理论上是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和市场经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是匹配起来的，这两种所有制怎么找到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更有效的实现形式？这方面在体制上没有真正的破解，为什么这么说？除了国有企业以外，大家谈到的土地问题、矿产资源等问题，按照宪法规定这些资源归国家所有，我们从计划经济到现在一直在实现国家所有，从法律上来说由国务院代表所有者，实行分级管理。但是实际的状态是什么呢？实际是分级所有、部门所有，以行政权力行使所有人的权利，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可操作的、法律制度化的产权制度，很多腐败问题都和这个交织在一起。很多人都在批评的土地财政也是这个问题。土地财政的背后是什么呢？城市土地是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国家所有的土地是地方政府在出让，矿产资源在谁的地域范围内谁就来处置，这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没有？是不是我们现在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变成了事实上的中央所有制、地方所有制、部门所有制？国有企业分得很清楚，比如央企有地方企业，有市一级企业。但是现在矿产资源、土地这类资源性的资产，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市场？招拍挂的方式，比起行政划拨有很大进步，但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产权的有效实现形式，我觉得它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实际不是一个观点，或者说实践中我们这方面的探索是不足的。在公有制的背景下大量的资源、大量的财富是国家所有，但是又要进入市场，又要以市场的方式配置，这个机制怎么建立是一个空白。国有企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营性资产的问题，但是没进入市场状态处于自然状态的资源性的资产，现在处于谁都在管、谁都不管的状态，在地方来看，在谁的一亩三分地里就是谁的。这与我们的所有制改革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很有关系，我们现在还是延续了过去计划经济的国家所有、分级管理的办法，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明确提出来，中央与地方之间应该也有一个确权问题，这就形成一个产权制度的改革，这是一个观念。这个问题与我们的分配差距的扩大是有紧密的关联的，理论上讲，公有制是有助于共同富裕的，但是现实来看，公有制却成了分配差距扩大的一个加速器，起了反作用，为什么呢？就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没有找到，没有找到一种可操作、可运行的机制，这种机制是什么？我认为首先要超越传统的所有权的概念，建立一种新的产权制度，这种产权制度应该是一种新的财产组织形式，国家财产也有进入市场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在体制机制上予以实现，但是现在以行政权力履行所有人的权利，问题就很多了，这个问题如果不改，分配差距怎么缩小？“十八大”提出公共资源共享，怎么共享？我们现在的财政收入有多少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财产性收益？我们现在只谈税，说税收占了多少比重，作为公有制国家，国家所有在经济上的实现就是财产收益，财产收益有多少体现在国家的财政收入里呢？现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我们只看到了分税但是没有分产。中央与地方要不要分产？不分产应该怎样确权？国家作为所有者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委托方式让地方来管理属于国家的财产，象土地、矿产资源等，应该有明确授权。如果没有明确授权，地方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拿着这些东西搞地方政绩，成为招商引资的补贴的重要资源。地方之间的竞争靠什么？区域之间的竞争靠什么？实际就是靠土地，招商引资零低价，招拍挂再还给投资者。矿产资源也是一样，国家的也好私人的也好，推向市场都能变成GDP，但是这些东西很多变成了投资者的了，这样分配差距能不扩大吗？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真正上升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的问题，但是现在谈改革的时候很少有人触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集体所有问题，现在谈到城镇化，城镇化问题不仅仅是进城问题、进城户籍制度改革问题，还有农村怎么出村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武汉评了十大优秀农民工，可以解决武汉市户口，但是大多数人不愿意到武汉市，农民在农村有宅基地、承包地、山地、房子，所有这些怎么退出？原来集体组织的成员实现承包，怎么把他的东西利用市场的方式退出这个集体，进入到城市？在我们现行的体制下，农民在农村里，在这种集体所有制的形式中，我们设计的制度好比给农民一个没有底的桶，这个桶没有底，搁在那儿是可以放东西的，但是不能拎起来，拎起来一跑，桶没有底全漏光了。农民在城里打工挣钱在农村盖了房子，改善了生活，但是这些房子他能交易吗？能带走吗？不行的。城乡之间的财富差距更大，城市里的房价一直涨，享受了发展带来的增值收益，农民享受什么？是在贬值，所以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集体所有制的改革也是一个大的问题，怎么样改革，这是基础性问题，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完善，要从大的目标走向共同富裕这个方面衡量，所有制改革的问题怎么找到一种有效的实现形式是不能回避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