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小敏：危机催生改革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纵观我们的改革，三十多年来，真正大改革，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一次是邓公南巡之后的大开放，这两次改革开放都是在两次大危机的推动进行的。危机是改革的第一动力，这两次大危机是三十年来全球史上份量最大的两次危机：一次是打到四人帮以后的政治经济危机，毛那套不行了，搞哪套，行不行要让老百姓认，要让上下都认；第二次是苏联崩溃了，背后一片漆黑，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到底出路何在？当然，苏联一崩，阻力也减少了，原来天天辩论到底要走什么路，你要市场经济，我要改良的斯大林模式。苏联倒台了，这个模式崩了，阻力也少了，才有南巡和又一个十几年的开放。这种改革是危机导致来的，不是红利导致来的，是为了解决危机改了才获得红利，不是为了拿红利去改革。
第二个感觉，经济在下行。全世界都在关心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块儿大。一些出国的朋友，特别出国跟人家讨论中国问题的朋友有一个深刻感觉：半年前出去讨论的都是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而当下都转而讨论中国危机与中国崩溃了。中国下一步怎么走，中国经济到底向何处去？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目前好在欧美恢复得还不稳定，还不是特别可靠，还在一个缓慢的进展中，而金砖四国里其他三国的日子也都很不好过，甚至还不如中国。执政者现在提出“底线论”，到底这个经济形势怎么走，有没有危机，现在也有不同的看法，经济会不会出现重大危机，“6.20”是不是一次警告，现在基本大家都是围绕着统计数字评价，而搞经济研究的人越来越对统计数字感到怀疑。下面请陈剑教授讲。
陈剑：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相伴随
陈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我发言的题目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相伴随。我讲四个问题：
宏观赋税
中国企业的宏观赋税确实太重了。按照国务院财政部今年7月公布的数据，中国宏观赋税达到了40%以上，经合组织(OECD)最高不超过27%，平均就是24%左右。我们要减少赋税，但怎么减？减多少？这次国务院对小微企业进行减负，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此次减负只在40%的宏观赋税中只占了百分之零点几，减负实际意义十分有限，更多的是象征性意义。这几年中国实体经济萎缩，提振乏力，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赋税太重。但是这个赋税重又是和中国的行政成本太高有关。政府行政机构庞大，冗员过多，导致行政成本高昂。此外，政府花钱如流水，无节制，各级人大没有很好的扮演监督作用。这些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如果政府转型、职能调整不能取得突破，行政体制改革不能取得成效，行政成本也就难以降下来，宏观税负的削减就会形成很大制约。因此要减少宏观税负，让实体经济能够轻装上阵，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环节不可或缺。
社会改革
李克强总理说了凡是社会能做的要交给社会。今年9月在大连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又重申这一观点。但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需要一个过程，虽然这些年中国的社会组织成长有一定进步，但总体来说，“社会”弱小的局面还很难改变，还难以接替政府转型以后转交给社会的大量工作，要推进“社会”的成长，也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相伴随，凡是社会能做的交给社会需要一个过程。
对监管部门进行监管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个重要的职能是对市场的监管。但是多年来，监管部门问题不少，有些监管部门严重渎职，甚至有的监管部门领导走上犯罪道路。比如郑筱萸担任国家药监局局长的时期，监管部门形同虚设，甚至带来混乱。因而，如何对监管部门（如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等）进行监管，就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何对监管部门进行监管，这又与加强社会监督有着密切的关联，需要推进民主制度才有可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