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热衷于维护地区稳定与塑造和平的形象，实行局部战争和积极防御的战略，并且在区域内实力突出，从而可断定中国具备发动信息化条件下区域性战争的部分能力。因此，中国在未来的武装冲突中可能采取以下策略：一是不主动卷入超出其主张领土范围的武装冲突，除非核心利益受到威胁；二是一旦战争不可避免，将发动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三是竭尽全力阻敌于境外；四是使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打响首战。然而，随着战争的推进，中国会发现通过最近获得的信息化手段越来越难以达成目标，可能会通过大规模动员人力和物力资源、大量使用非精确火力（包括导弹）、低效的后勤保障、适时运用信息战手段和外交经济手段来进行弥补。同时，中国在不断提升技术、组织和作战能力，以缩小其雄心壮志和实力的差距。据中国消息人士透露，中国计划21世纪中叶之后实现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
究竟是什么因素绊住中国军队前进的步伐呢？为了系统分析这些因素，要在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之间划好楚河汉界。以中国为例，前者几乎是不言自明，而后者则是错综复杂的，因此在这里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外在因素包括战争的爆发时间、规模以及对手制约中国运用最近获得的战争学说和技术的能力。换而言之，在未来十年里，解放军将极有可能发动与实力较差对手的小规模战争，以执行其雄心勃勃的战争计划。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如果中国有时间这样做，目前尚不清楚它是否能够克服军事发展的内部障碍。这将取决于许多可变的内在因素，但在这里应考虑三个主要因素：一是一致的军事学说的实用性（符合中国的战略目标和国情）；二是与外国密切进行技术和作战合作的意愿；三是消除派系斗争和官僚主义的障碍（限制中层指挥官的决策权力，削弱他们对作战手段和作战物资的控制。
（一）加强军事学说的一致性
目前，解放军的军事学说抽象难懂，没有充分考虑本国的实力与威胁，是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一块绊脚石。尤其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后期，“中国虽摆脱了制约解放军发展的毛泽东思想的束缚”（注：作者个人观点），但仍缺乏一个明确的威胁来促使军事指导方针转变，以指引作战力量结构、军事技术与作战行动的转型。此外，一旦缺乏危机感，本位主义、内部派系斗争以及中国军队领导人的个人主义将对解放军未来发展方向的决策产生负面影响。不仅分散和浪费了资源，而且容易引用不正确或不适合中国战略环境的外国军事学说。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美关系紧绷，所有这一切也随之烟消云散。1996年，中国人对美国航空母舰调往台湾海峡感到孤立无援，被美国对其南联盟大使馆的“误炸”和呈递给美国国会的“考克斯”报告所激怒，同时也正密切关注着在华盛顿日益流行的“中国威胁论”。此时，中国终于提出符合国情的军事学说，并开始狠抓落实。经过15年的现代化建设，人民解放军开始逐渐摆脱落后状态，开始迎头赶上现代军队。
近几个月来，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日趋缓和，如果人民解放军还按旧的军事学说发展，可能会引发危机与军事对峙。事实上，有迹象显示，中国军队高层对解放军未来的发展方向的争论仍在喋喋不休，但主要有两种发展方式。其一，集中精力建设核心军事能力，以维护国家利益（可能与中国的地面部队有关）。其二，加强建设在国内外执行传统和非传统安全任务的能力。每种发展方式都是以中国的国家安全、发展道路、面临的威胁以及全球化趋势等为前提，同时，每种方式都有不同的考量。例如，针对第一种发展方式，张兆垠少将（成都军区某集团军副军长）发表文章指出，解放军的首要任务是应对国家被侵略、被颠覆或被分裂的威胁（在当今中国这些威胁表现得不明显）。张将军针对对手又指出，随着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日益多元化，人们很容易不自觉地放松核心军事能力建设，误读核心军事能力与其它能力的关系。同时，他还提出正确解决中国安全问题的建议：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是对我军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总任务的规定。在多样化军事任务中，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还是重中之重。对这一重要任务有能力完成好，其它任务就可以迎刃而解。在张将军的眼里，解放军面临的任务的优先次序是显而易见的，作战内涵、力量结构内涵和技术内涵的优先次序亦是如此。维护中国领土、领海和领空的安全优先于维护海洋、太空和电磁空间的安全；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比参与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重要；维护民族生存利益比维护国家发展利益重要。他警告，如果不正确把握优先次序抓住主要矛盾，可能会破坏军事发展的内在平衡，给某些心怀鬼胎的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可乘之机。相比之下，侧重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发展方式则主张，解放军首先要积极地防卫和化解危机，坚决阻止危机的爆发和升级。陈舟（中国军事科学院的专家）在论及不同类型威胁的优先次序时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能同时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威胁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换而言之，解放军优先发展海军、空军、第二炮兵部队，实行和平发展战略，加强与其他国家合作，同时，民兵和预备役部队也有望发挥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