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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二胎的社会成本

养育一个孩子,不仅家庭可以计量出金钱上的支出,公共财政上的开支也是可以计量的。在财政开支中,教育开支额度最大。

王丰主张,应当尽早的全面开放二胎,直到彻底取消生育限制(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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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更彻底的改革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内部人士透露,此前计生政策之所以迟迟未见调整,主要的阻力在于地方主要领导,尤其是人口大省的主要领导担心人口反弹。因此将具体实施的权力交给地方,有人担心,可能会使政策打折扣。

  但是国家卫生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认为这种担心并无根据,“地方担心的是全面放开生育,‘单独二孩’的冲击并不大,不会有太多阻力。”

  翟振武认为,“单独二孩”对城市的影响比农村大,因为农村独生子女比较少;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比对西部大,“新疆、青海原来就允许生两个孩子,今后北京、上海的生育空间会比较大。”

  生育空间大,并不等于实际生育率会提高,它还要取决于生育意愿。

  北京市长期保持低生育水平,连续18年总和生育率在1左右,根据翟振武的调查,“单独二孩”之后,北京符合条件的家庭生育意愿平均约为1.3个孩子。上海市人口部门2012年进行的抽样调查也显示,该市符合二孩政策的家庭实际生育并不多,上海户籍80后家庭的平均生育意愿为1.2个孩子,这些家庭中约有80%是“双独”家庭。

  从全国看,不划统一的时间表更使得生育扎堆出现的可能性变小,所以对人口反弹的担忧不会成为政策落地的阻碍。

  北京市人口计生委相关负责人已透露,北京市将积极落实相关政策措施,等到2014年市人大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之后正式实施。上海市卫生计生委官方也做出了类似表态。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王丰表示,“单独二孩”政策是一个“历史性的动作”,意味着独生子女政策将要退出历史舞台,“‘单独二孩’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但是王丰也表示,开放“单独二孩”并没有解决独生子女政策的根本问题——如果结婚的双方不是一方独生子女,仍然只能生一个,“还在制造独生子女家庭”。

  “这个政策也很不公平,父母亲过去的选择和行为决定了今天子女本身的生育权利。”王丰主张,从更有效地缓解老龄化、维持人口红利的角度,应当尽早地全面开放二胎,直到彻底取消生育限制。

  翟振武也认为,“按照‘单独二孩’的政策,符合条件的夫妇如果生了两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却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人口结构将会变成怪异的“葫芦型”,必定难以持续。”

  因此,“单独二孩”注定只是一个过渡,全面放开二胎则应该是下一步的计生改革方向。(《财经》)

  • 责任编辑:晃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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