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采访换钱在部委报刊系统属于惯例
媒体的体力寻租与政策寻租
翻出这堆陈谷子烂芝麻，不是因为什么闲情逸致，而是想用亲身经历提供一个媒体寻租的样本。像当时该杂志社的那种情况，在部委报刊系统根本就见怪不怪，属于惯例。部委报刊所属的各地记者站，几乎都无关新闻，都是用采访换钱。譬如该杂志社的内参的威力虽不及新华社的《动态清样》，但也毕竟要送到所有中央委员尤其所有政治局委员的案头，记者站看谁不顺眼，在上面随便参一本，也够对方喝一壶的。所以，记者站惯用的手段就是，听到谁的负面消息，赶紧派记者第一时间过去采写内参稿，再毕恭毕敬呈送对方“核实”，接下来一切都顺理成章了。我任职执行主编期间，上面发表的大多是观点类文章，没几篇报道类的，更没几篇批评报道类的。但记者站天天都在做批评报道。那么多批评报道最终都去哪了？都在换成一札札百元大钞之后，锁进了报道对象的保险箱，或者被报道对象烧成灰烬了。
其实整个内参行业，都早已经产业化，因而都变身为正面报道为主，背离了原来舆论监督即批评报道为主的定位。而所有这些变性的背后的动力，无不是既得利益，而且是巨大的既得利益：黄金地段的一块块地皮、一栋栋大楼，进入各种暴利行业的特许权，乃至孩子的优质学位……像部委报刊记者站那样苦哈哈的追踪负面新闻，写成稿子一篇篇换钱，那对他们来说太粗俗了，他们的寻租优雅得多，几乎跟具体的报道具体的稿件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程序上没什么把柄可以让外人抓得住，基本属于合法腐败。
部委报刊记者站的寻租属于体力寻租，是最底层的新闻民工特有的初级形态的寻租；而某些媒体各地分社的寻租属于政策寻租，即用报道权置换形形色色的政策上的特许权，是高级形态的寻租。但相比最高形态的寻租即宣传部的寻租，他们都小巫见大巫。江湖上有则传闻，颇为生动地描绘了最高寻租的神威。
某报社精心组织了对某企业的负面报道。企业当家人闻讯，赶紧找报社公关，愿意用六百万广告换下那组负面报道，但被奉行新闻专业主义原则的报社断然拒绝。报道照样进行，照样签字付印。但第二天报纸出街，那组报道却根本就不见踪影——原来，刚付印宣传部就给报社打来电话，措辞强硬地勒令无条件撤版。显然是因为企业到报社公关失败，赶紧跑“部”前进，找宣传部“灭火”。而企业的花费，也就不再是六百万能打得住的了。
近年新闻禁令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不单政治、社会和法律报道的禁令频繁，财经报道尤其公司新闻的禁令也越来越频繁。而许多财经报道尤其公司新闻根本就无关政治正确尤其无关政权稳定，用常理怎么都无从推度为什么他们会下禁令而且那么积极、那么高效。当然不会有任何人能够马上拿得到直接的寻租证据，但其背后巨大的利益驱动，也是完全符合逻辑因而不容否认的。这种寻租才是收益最大而成本最小甚至零成本的寻租。譬如上例，宣传部区区一通电话就值至少六百万，世界上有哪个生意人能坐拥如此暴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