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群体性骚乱
相比欧姆这样的中小型代工企业，另一类大型代工帝国，则因他们严苛的泰勒制管理模式而赢得了更多大企业的订单。规模效应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和严格管理的必要。但这种苛刻的管理模式和庞大的规模，也为更剧烈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富士康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由于来自台湾，其军事化管理体制的采纳似乎更多了一层必然性。富士康在大陆注册的公司超过30家，员工迄今已逾百万。太原富士康始建于2003年，主要生产3C合金镁铝机构件、精密模具、电子产品等，分为A、B、C、D四个区。员工约8万人，男工多于女工，普工学历以初中为主，多在30岁以下。骚乱发生前，恰逢为苹果公司赶制iPhone 5，从山东、河南、广东、湖北等地调来了大批工人支援生产。
（一）生产政体
太原富士康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0小时左右，周六一般要加班。加上太原厂区给工人工作中间留的休息时间很少，年轻工人更加感到难以适应。生产任务据员工反映也比较重，如果完不成规定任务，必须利用休息时间补足。
公司管理虽然在“连跳”事件后有所改善，比如，公司开始逐渐为员工举办各种集体活动，如相亲、舞会、生日聚餐等，在厂区也增加了一些娱乐设施（这些资源对于庞大的工人群体来说是极其有限的）。但是在生产管理当中，粗暴的管理方式还是很难改变。据员工分析，产量任务压力、专制型人才的选拔倾向和专制型人格的养成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准军事化的管理文化。最明显的是保安的管理方式，员工被保安打骂的现象屡见不鲜。
富士康的薪酬待遇要比太原其他工厂略高，但是工资上涨之后，很多福利也没有了。在居住方式的选择上，工人一旦选择在外居住就很难再搬回宿舍。宿舍一般是8个人居住。困扰员工的是宿舍的臭虫、丢东西的危险和糟糕的室友关系。
（二）生活形态与体验
富士康的薪酬待遇虽不算低，但还是挡不住员工的离职倾向。大批的工人离职，一方面破坏了员工稳定的关系和团结纽带的建立，另一方面恶化了工人的社会生活。集中的宿舍居住形态进一步破坏了工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在这种生活模式中，有限的资源和空间使工人通过消费休闲活动释放工作压力都成问题， 更不用说像本田工人那样去营造自身的同事关系网络。粗暴的管理方式和异化的劳动过程，更加剧了工人的糟糕体验。
工厂的这种生活处境也造就了另一个群体：“混混”。由于不愿进厂工作，很多游手好闲的青年聚集在富士康周围，这些人据工友说，很多加入了各种黑社会性质组织。在他们缺钱花或想“泡妞”的时候，会设法混进工厂。他们在工厂好吃懒做的行径惹恼了很多管理者甚至工友。但是面临管理者的管束，他们会旋即以厂外的报复行动进行回击。在太原富士康的骚乱中，正是这些“混混”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集体抗争
事件起因是晚上河南和山东籍的支援员工喝酒后发生一些争吵，保安见状不由分说上去打了河南员工（也有说是打了山东员工的）。河南员工叫了一些同乡过来，保安打不过，叫来更多的保安。河南员工也叫了更多的老乡。此时恰逢工人下班。河南和山东的员工都加入了打斗。保安见状只得逃跑。
此后愤怒的工人开始追打保安，并且见岗亭就砸。工人的打砸一共进行了两轮。第一次从D区宿舍经过商业街，再从南三门到南二门，大概12点半开始。这一次主要砸岗亭，商业街并没有受到多大的破坏。工人大部分是围观的，主要闹事的也就一百多人，只是在武警动手之后才有更多的人加入打砸队伍。不过在厂门被砸坏之后，外面也有一些“混混”混进来，参与到后面的打砸抢活动中。在回宿舍的途中，大概1点多的时候，武警介入，在操场上将员工驱逐回去，在此过程中很多员工被打。很多没有参与打砸的员工也被打了。
愤怒的员工不敢攻击警察，于是转而在凌晨1点至2点间进行了新一轮的打砸。这一次，商业街的蛋糕店、网吧、手机 商店和很多公共设施都被砸了，警车也被掀翻了。有两家手机店铺被抢，有些被员工看住了所以没被抢。他们说，“我们主要是为了出气，不是土匪”。刚开始的时候，带头的也说专打保安和砸岗亭，但是后面事态根本控制不住。打砸过程中警察都不太敢动。后面又陆续调了一些警力过来后，警察才逐渐用橡胶棒把员工轰回宿舍区。
员工游行的时候，喊着一些口号：“打倒小日本！”“抵制日货，夺回钓鱼岛！”还有喊“交出凶手”的，据说保安死了一个，员工死了几个，总共伤了几十个。
警察把人驱逐后，在宿舍区又和员工发生了对峙。面对一队队的武警，员工敲锣打鼓，最多的时候聚集了上万人。工人拖出来旁边灭火的水管，直接朝警察喷。楼上的工友也往下砸东西。员工还像“打日本鬼子一样”不断冲击警察的队伍。警察此时也不敢打人，双方形成了僵持局面。一直到凌晨5点多，警察才出动，驱散人群并抓捕了一部分人。事情至此方得以平息。其后警察又在富士康驻守了几天。公司也宣布放假一天，彼此平复情绪。
十多天后，郑州富士康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斗殴和罢工事件。
（四）生活与抗争政治
太原富士康工人在社会生活上的缺失和人际网络的破坏，既导致了其集体抗争时的原子化状态，又引发了其与工厂的紧张。再加上准军事化管理和高强度劳动的影响，富士康工人转而寻求在全面的压抑中通过集体性的暴力释放自身的愤懑情绪。富士康工厂内外的“混混”也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群体。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年轻一辈的移民对专制工厂生活的不适应，导致了他们选择寄生于工厂内外，甚至投身于黑势力。因此，年轻一辈的移民群体会不会大规模地黑社会化，黑帮政治是否将渗透到劳工政治中，都将是未来很值得探讨的话题。
太原富士康事件是新工人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反抗行动，这种反抗甚至导致了工人与国家暴力机器的对抗。以往新工人的所有集体抗争几乎都是力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和平理性地争取自己的权益。但是，来自劳动过程中的异化、生产管理中的规训、人际网络的破坏、社会生活的缺失，从各个方面导致了工人在世界工厂的紧张。在更宏大的结构性条件上，“拆分型”的劳动力生产体制、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和代工厂的有限利润空间，使得工人几乎看不到改善处境的可能。正是在全面的紧张和绝望中，工人才走向了集体的暴力反抗。从富士康工友上传的视频和图片来看，工人在骚乱中的叫喊，无不带着几分狂欢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