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维“生产政治”的视角强调不同生产政体在形塑工人反抗方面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效果。但本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集体抗争案例的分析表明，在生产政体本身的规制作用之外，新生代农民工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社会特征重塑了其对不同生产政体的体验，并在与各种生产政体的结合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活形态、团结纽带和动员方式，因此本文进一步强调了生活的政治意涵。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和体验，锻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三种抗争模式：同事—同学关系为基础的增长型抗争、原子化的底线 / 增长型抗争、群体性骚乱。每一种抗争模式都构成对世界工厂独特的挑战。
本研究得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新生代农民工研究”项目资助。文章曾在香港科技大学国际会议“Class， Power and China”上宣读，感谢李静君和潘毅老师的意见。
一、代际转换与世界工厂劳资关系的转型
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工人，其成长环境和社会化过程，都被认为与他们的父辈迥异。改革后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得他们能从家庭中获得更多的成长资源。因此他们整体上拥有更少的务农经历和更高的受教育程度。近些年互联网的逐渐普及，尤其是手机上网的实现，更加扩展了他们的信息、视野和社会交往范围。当他们进入到世界工厂中，他们的社会特征，如消费方式、信息技术使用能力、社会关系网络、身份认同、发展期望等，也与老一代有着巨大的差别。这种看法广泛地盛行于各种研究报告和学术文献中（王春光，2001；郭于华等，2011；潘毅等，2011；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2；Pun & Lu，2010；Gallagher，2011）。
世界工厂的奇迹很大程度上建基于“低人力成本”的发展模式上，这种模式对于老一代农民工并不是太大问题。考虑到改革初期农村的贫困和潜在的劳动力剩余，通过外出补贴家用，对于他们来说可算得上是一种寻求向上流动的有效途径。在专制体制下，老一代农民工，尤其是女工群体，经常给人一种过于驯顺的形象。在面临世界工厂的各种不公待遇时，如工资拖欠、工伤不予赔偿、人身侮辱等，他们的反抗总体上也是温和的、守法的（Le，1995、1999、2007；Pun，2005）。
但是这种发展模式毫无疑问将面临年轻一辈工人的挑战，近几年的罢工潮和富士康的“连跳”、骚乱事件便是最好的佐证。这种挑战首先表现在发展诉求和情感体验上。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是只生产不消费、只工作不发展的移民群体，但以“威吓”和“拆分”为核心特征的农民工体制，很难为他们在城市的长远发展提供多少空间。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农村”之间，新生代农民工进退失据。同时，他们相对优越的成长环境，也使得他们对异化的劳动过程、专制的管理方式、残缺的社区生活和歧视性的二等公民身份怀有更强的抵触情绪。发展机会的缺失和糟糕的打工体验，被认为是引发他们更频繁、剧烈的反抗行动的重要基础（潘毅等，2009；郭于华等，2011；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2；Pun & Lu，2010）。
另一重挑战来自于他们行动能力的提升，这得益于他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及对信息技术的熟练掌握（Gallagher，2011）。笔者的研究也显示了互联网对年轻工人集体抗争巨大的赋权效果，其为工人协调内部行动、争取外部力量、传承集体经验提供了媒介（汪建华，2011）。
一些社会学家也注意到新生代农民工抗争模式的显著差异。在他们看来，世界工厂代际构成的变化，相当程度上造就了近几年的反抗浪潮。但是本田和富士康抗争模式的差异，却应该归之于工厂政体的差异。相比富士康，社区居住形态和社会关系网络的保留，使得本田工人避免了被彻底原子化的命运，并为他们走向集体团结提供了可能（郭于华等，2011）。
代际转换的视角只是注意到了工人过往经历对其工厂生活体验和抗争动员能力的影响，忽略了工人在城市构建自身生活的努力及其对抗争模式的塑造。生产政治的理论传统则倾向于强调工厂体制对抗争政治独立的规制作用，这无疑造成对工人社会特征和社会生活的忽略。笔者更倾向于将工人的代际特征与其所处的工厂体制结合起来分析问题。工人的抗争模式不仅仅形成于工厂政体自上而下的单方面规制中①，而是同时融入了工人自身的生活经历、交往方式、行动能力和情感体验。新老两代工人在进入到世界工厂后，既带进各自的生活方式和关系网络，又在各种工厂体制下构建、扩展或者再造他们的关系网络。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团结纽带和习得的信息技术使用能力，促成了他们各自的动员方式。而两代工人生活经历的巨大差异也使得他们以各自独特的方式体验世界工厂的异化和剥削，并在抗争中结合自身与工厂的情况提出相应的诉求。工人的生活因此同样具有政治（团结纽带、动员方式）和意识形态（体验、诉求）的效果，即所谓“生活的政治”。生活的政治意涵还在于，其受制于更宏大的国家制度和资本体系的系统性安排，但又能通过工人的集体抗争挑战这种安排。（汪建华，2012②）
本文旨在通过三个典型案例提炼新生代农民工集体抗争的模式，并进一步分析其背后的形成机制。研究主要选取“生活政治”的分析视角，致力于梳理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经历、消费方式、居住形态、关系网络、信息技术使用习惯等生活形态对其集体抗争模式的影响。生产政体的规制作用无疑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只有结合年轻工人的社会特征才能真正理解其作用路径和效果。研究选取的三个案例（佛山南海本田、深圳欧姆和太原富士康）都曾被媒体广为报道，因此本文并不对企业名称进行更改。笔者曾从2011年初开始，对珠三角代工厂的集体抗争案例进行多轮次的调研，并在最后，基于富士康的典型性，补充了太原富士康的案例。这些案例由于吸引了媒体和学界的大量关注，因此相应的媒体报道、调研报告也比较丰富。由于现在的工人抗争越来越多地借助互联网进行内外互动，笔者也尽力收集了工人在网上留下的二手材料。这些材料可以与本人的田野资料（主要通过访谈，当然还有在本田一个月的民族志）相互补充和相互印证。
接下来的章节，笔者将借助经验材料，从生产政体、生活形态与体验、集体抗争的发展三个方面对三个案例分别进行阐述和分析，并藉此进一步提炼每个案例所代表的工人抗争模式，揭示其抗争的生活基础。笔者将南海本田、深圳欧姆和太原富士康三个企业分别归入到准专制政体、专制政体和准军事化专制政体中③。三家工厂都以“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方式为主要标志，年轻工人很难在其中看到进一步发展的希望。但是工厂在管理模式上有所差异：本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注重工人的感受并有限地在生产管理中吸收工人的意见；富士康则完全排除了工人对管理的参与，并在生产中给予严格的管束，甚至不时伴之以人身侮辱；欧姆则在两者之间，既不会吸收工人的意见，但也很少在管理中出现太过粗暴的举动，这种类型在今天的世界工厂中更为常见。新生代农民工在本田和欧姆将自身体验到的不公诉诸和平理性的罢工行为，而太原富士康的工人则在全面的压抑和绝望中以群体性的暴力行动宣泄了自己的情绪。本田工人借助自己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和互联网技术，有效地实现了自身的诉求。而欧姆和富士康的工人则在缺乏相互沟通和协调的情况下，难以控制自身行动的走向。本田、欧姆和富士康工人的行动方式分别展示了新生代农民工三种典型的集体抗争模式：同事—同学关系为基础的增长型抗争、原子化的底线 / 增长型抗争、群体性骚乱。这三种抗争模式都直接挑战了现有的农民工生产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