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同事—同学关系为基础的增长型抗争
这种类型的抗争通常形成于欧美和日本投资的外资的企业中，在管理上盛行的是所谓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④。这类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注重工人的感受、在生产流程等无关痛痒的方面吸收工人的意见，并定期搞一些集体活动。这培养了年轻工人有限的忠诚，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离职率。年轻的工人，通常从中专、职业技术学校招聘过来，并且在学校已经习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能够在一种开放的心态中与同事、同学保持各种形式的互动，他们的团结纽带通常都是在这种日常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但是由于利益表达和集体议价机制的缺失，提升工人工资待遇的问题并未得到重视。正是这点导致了年轻工人不满的累积和集体抗争的爆发。
南海本田便是这样一家企业。该公司于2007年正式量产，主要生产变速箱、传动轴、曲轴、连杆等汽车配件，是本田在佛山汽配园区投资的独资公司。2010年的罢工事件发生前共有员工两千多名，以男工为主。公司员工基本都从中专职校招聘过来。
（一）生产政体
长期以来的低工资是最大的问题，一级普工在罢工前实际到手的工资大约只有1200元。当然工资低也跟他们加班少有关，普工一般是每周5天40小时工作制，因此他们的工作比一般的世界工厂要轻松。在一些劳动强度比较大的部门，管理者也想方设法在业余时间搞一些活动以鼓舞工人的士气。
工人进入到工厂中通常至少有一个星期的培训。公司在平时的生产管理中也鼓励工人的一些参与（虽然大部分时候并不把工人的意见放在眼里），如要求工人提交改善提案。工会并不代表工人，但会定期协助公司搞一些集体活动，如年会、旅游、生日聚会等。工人的住宿选择也比较自由，在实习期满后可以在有公司公车接送的社区租房。
（二）生活形态与体验
虽然公司的工资待遇迫使很多工人一批批地离开，但还是有不少老员工留下来。工人大多都是成批地从学校招聘进来，在培训和集体住宿的过程中，他们也进一步地扩大了自己的交往范围。在校期间与同学相处和交往的方式，也进一步在工厂生活中沿袭。业余时间与同事的各种活动（主要以班组为单位），如吃夜宵、生日聚会、唱KTV、 滑冰、打牌（很多时候是赌博）等，都是很频繁的。加之公司和车间部门组织的各种活动，员工彼此之间是很熟悉的。变速箱组装科的员工由于流水线上共同的协作和部门内部的各种活动，相互之间尤其熟悉。他们的联系途径也通过互联网得以加强，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QQ群，在罢工的时候，员工也迅速建立了专门的“超级群”，供全厂员工讨论。
工人普遍抱怨公司的工资水准。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情况、公司的利润情况，工人都有留意。但三年时间公司只对员工的工资做过几十元的微调，这在员工看来是极不合理的。工人日常的消费休闲方式更加剧了工人的这种感知，许多工人经常入不敷出。少部分工人也注意到工会的不作为，在罢工过程中重组工会的诉求逐渐变得强烈。对于其他方面，工人并没有太大的抱怨。
（三）集体抗争
实际上，在2010年前工人就发动过很多小型的罢工、请愿活动。仅变速箱组装科就发生过三次。工人在这些集体行动中其实已经不断表达并锻造了他们的团结意识。5月17日的罢工，始于几位将要离职的工人为同事争取权益的想法。直接导火索是4月份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公司并没有相应地给员工涨工资（前几年工人工资的涨幅就很小），而只是将工人的一些福利划到底薪当中。在一些工人几次聚餐谋划之后，他们在17日（周一）清晨，按响了两条组装线的急停按钮⑤。工人在管理者的默许下迅速冲出车间，到其他生产科游行。但是只有轴物加工科的一些工友加入他们罢工队伍。他们同时也迅速启用了QQ群和论坛等互联网工具。当工会主席前去做工作时，他发现工人根本不太理会他，而是不断地打电话在问“记者到哪了”。在管理层的承诺和二勤的两条生产线的误会下，工人鬼使神差地复工了，等待公司一个礼拜后给他们答复。他们在之后遭到了一勤同事的严厉批评，说他们的努力可能付诸东流。不知是否因为这件事的刺激，二勤员工在之后的全厂罢工中，起到了更为有效的带头作用。其他科的同事也开始和组装科沟通，说如果再要罢工，他们绝对积极响应。
工人很快在周五晚上重新发起了罢工，因为他们听到传言，说厂方正积极在外面招人，打算辞退罢工者。而且之前员工代表和公司的谈判，公司也显得毫无诚意。公司加薪55元的方案在工人看来也是一种侮辱。罢工一经发起，就立马席卷全厂。他们除了在现场游行示威、接受记者采访，在网上的QQ群和论坛中也极其活跃。公司情急之下开除了两名带头罢工的工人，但这反而进一步激发了工人的情绪。
工人在和资方的反复对峙中也不断积累了自信。当日本人拿着相机到示威的人群中拍照时，他们一致地带起了口罩，并反过来拿手机拍日本人。当资方律师指责工人违法时，工人通过在网上法律文献的查找，发现他们最起码“不违法”。工人通过互联网不仅向外界传递很多信息，自己也从网上获得很多支持。比如，重组工会的诉求直接来源于一些工友对《工会法》的查阅。工人情绪的高涨也伴随着他们诉求的提升。根据他们罢工的影响（很多中国的组装厂都已经停产，损失惨重）和公司的利润情况（总经理在年会上提过），他们提出加薪800元以上的诉求，公司加薪355元的方案直接被他们忽略。
事件在31日又面临一个转折点。公司原本通过把他们分割在各个科的车间，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他们的罢工行动。怎料组装科的一些同事不甘心就这样失败，溜出了车间，并和外面的镇工会官员（据工友说有很多是便衣警察）发生冲突。车间的同事听说有工友被打，很快冲了出来。原先一直坚持文明理性罢工的工人，有些直接从生产线抄了家伙出来，镇工会官员只得落荒而逃。第二天早上，几乎三个勤⑥的工人都来到了厂里，准备大干一场。工人还通过在网上发公开信，谴责了镇工会的行为，请求社会各界给他们支持。
经某人大代表（广汽集团的总经理）出面调停，才将劳资双方重新拉回谈判桌。工人也请来了一位知名劳动关系学者加入了他们的谈判。最后，资方答应加薪500元。之后也按约定重组了工会，并落实了集体工资协商制度。本田的罢工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罢工潮，尤其是汽车业，大的罢工事件不断发生，很多企业为了避免工人的罢工行动，主动给工人加薪。
（四）生活与抗争政治
工人日常的消费和休闲活动既无形中促成了其团结纽带的形成，又加剧了他们与企业的紧张关系。他们在互联网上的沟通与互动，则同时方便了他们内部的沟通和对外界支持性力量的争取，很多支持性的信息也在他们中间得以传播，促进了工人之间的团结。他们的经济和制度诉求也是内生的，这无疑得益于各种瞬间可得的信息资源，工人在随后的罢工过程中借助网络平台对这些诉求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和提炼。
工人的消费、交往方式和信息技术使用习惯，很多都是在中专、职校的学习期间养成的。虽然学校教育未必能交给他们多少技能（Su， 2011；潘毅等，2011），但是却可能促进他们一整套都市生活方式的养成。因此，同事—同学关系网络在全厂范围内的形成、互联网在动员过程中的广泛运用、经济利益和制度诉求的形成，与工人的学校生活经历有相当大的联系。考虑到中等教育在中国的逐渐普及，其对新生代农民工抗争政治的影响将可能更加普遍。本田工人开启的抗争模式，从其社会基础看，可能并非特例，笔者至少在其他汽配企业的集体抗争中也看到类似的团结模式和诉求反复出现。但是另一些案例也显示，如若缺乏准专制政体提供的特定土壤，工人将难以形成更大范围的网络和默契，互联网的动员作用也会受到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