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证为什么能够制造出来？原因很复杂，主要是林彪、江青一伙的有意迫害，而“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路线，则为他们的非法活动提供了条件。到1966年底，“打倒刘少奇”的行动已经从北京蔓延到全国。12月，北京地区一些老红卫兵，因为刘少奇鸣不平，被“中央文革”下令抓了起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陶铸，也因为有过一些保护刘少奇、邓小平的言论，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于1967年1月被突然打倒。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从普通群众到高级干部，只准说刘少奇坏，不准说刘少奇好。同时，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势下，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法制破坏殆尽，使江青、康生之流得以为所欲为，以售其奸。

　　伪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现在看来，直接的手段主要是刑讯逼供、弄虚作假（对此我们在下一节中具体叙述），间接的手段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1）先定性，后罗织罪名。1966年12月下旬，在尚未对刘少奇作任何审查的情况下，江青一伙就宣称刘少奇是打倒对象，鼓动造反派采取“倒刘”行动。12月31日江青在同刘少奇女儿刘涛谈话中说：“你要知道刘少奇的问题早就定了，现在不解决，是因为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到了1967年，根据一些揭发材料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但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调查核实，江青、康生等人却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提到刘少奇时总要毫无根据地冠以“反革命”“大叛徒”等帽子。1967年4月1日公开发表的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更以权威的口吻宣称：“你（指刘少奇）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8月4日康生对专案组人员说：“刘、邓、彭、罗、陆、杨等是老干部、是老革命吗？他们是一贯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叛徒、老反革命。”谢富治曾对专案组工作人员说：“对刘、邓、陶要作拼死的斗争，坚决打倒。办案就是伟大的革命，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一段时间里，专案组费尽力气仍未找到能说明刘少奇所谓“自首叛变”的证据。江青对此大为恼火，1968年3月13日在专案组会议上说：“我觉得你们现在主要是思想不解放，右倾保守，要解放一下思想么！”她武断地说：“刘少奇是个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小将整理的材料，比你们整理的好。你们现在的材料有进展，但有好多东西没有超过红卫兵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