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疯狂发展，“打倒刘少奇”逐渐成为运动进程中所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进入1967年以后，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全国各地造反派纷纷抢印夺权，派性恶性膨胀，局势混乱不堪。毛泽东虽然采取了命令解放军“三支两军”、号召大联合、停止串联等一系列措施，但未能奏效。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很需要有一个表面上符合运动逻辑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统一各方面的思想。当时已经别无良方，只有把刘少奇一案的性质再次升级。

　　1967年2月前后发生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老革命家拍案而起，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激烈批评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同时，所谓“向走资派夺权”的部署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干部群众的不满，受到了普遍的抵制。毛泽东既然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种行为，于是认为运动遇到了“刘少奇代理人”的抵抗，“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这样，为了击退所谓的“复辟逆流”，为了通过“集中矛头、团结对敌”来克服派性，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全国性的动乱，就不得不一错再错，把刘少奇问题彻底端出来。

　　林彪、江青一伙在打倒刘少奇问题上起了极为卑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除了不断向毛泽东递送诬陷材料外，还利用各种机会煽风点火，在群众中制造打倒刘少奇的舆论，使之成为既成事实。

　　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在中南海西门单独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发起打倒刘少奇的行动。1980年11月27日在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特别法庭上，蒯大富对这次召见作证说：“在我与张春桥的这次谈话中，张春桥给我下达了‘要把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搞臭’，也就是说，‘要把刘、邓搞臭’这样一条明白无误的指示。张春桥以他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用单独约见这种形式，向我交了底。”果然，蒯大富回校后，立即筹备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的大规模行动，即所谓“12·25大行动”。12月25日，蒯大富率领5000余名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召开“誓师大会”，又分五路到北京主要闹市区广播、演讲、散发传单，大量张贴“打倒刘少奇”“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标语、大字报，并且醒目地贴上了天安门城楼。12月27日，北京各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公然宣称“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一时间，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狂潮，强使群众接受“倒刘”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