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人员中有些人因不被信任而调出或清除出专案组，有的甚至被关押坐牢。1967年11月，谢富治等下令将公安部调来的人全部撤出，另从军队调来一批干部取而代之。曾担任专案具体负责人的肖孟，被江青点名批评为“右倾”，于1967年11月被逮捕入狱。

　　尽管专案人员有很大变动，但这项工作一直处于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前台的直接负责人则主要是谢富治。

　　1968年2月22日，谢富治在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6月27日下午，谢富治又向专案组人员谈了这一问题。当时一位专案人员的笔记本上就记载着谢富治这样的指示：“今后，应当原原本本的向江青同志报告，并要把犯人的原件供词送上。”“要有组织观念，脑子里要有个江青同志，重大事要请示江青同志，有利于把案子搞好，有利于把叛徒抓完，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据戚本禹回忆，中央常委要康生分工负责刘少奇一案，说：“主席把这样重要的工作委之于康生，康生很高兴。那时陈伯达与康生闹矛盾，把康生的夫人从中央文革办公室挤走了，康生情绪一度不太好。主席委托他这项重要任务以后，他的情绪又好起来。”

　　整个专案工作过程受江青、康生、谢富治这三个人操纵和直接指挥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要事都要向他们直接汇报，专案材料和工作报告都要首先经过他们之手才能上报或作进一步处理。他们还不断地划框框、定调子，然后要专案组搜集材料。稍不如他们的意，轻者批评、整顿，重者调离、关押，一直到按他们的旨意行事，达到他们的要求为止。

　　3江青一伙不择手段制造伪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了复查。结果证明，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搞出来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没有一项指控是符合事实的。他们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和毛泽东，欺骗全党和全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