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江青等人有意发动各方面的力量，制造“倒刘”舆论。

　　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清华大学，向组织“12·25大行动”的蒯大富表示“坚决支持”。

　　12月31日，江青单独召见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拉拢说：“是毛伯伯和我对你好，还是刘少奇、王光美对你好？所以你要明白，要彻底跟刘少奇划清界线，要跟毛伯伯和我走，不要跟他们走。”在江青的策动下，刘涛写了大字报。

　　1967年1月4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把准备好的一卷刘少奇讲话材料交给蒯大富，叮嘱他“回去后要组织批判”。蒯大富接受任务后，几天内就组织人马贴出了一大批大字报。1月10日，康生在中央高级党校煽动说：“说刘少奇是全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你们党校对全国的贡献。”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亲自出马，直接指使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去批斗刘少奇。从1967年1月1日起，刘少奇在住处接连受到围攻、揪斗。

　　1月6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设下所谓“智擒王光美”的圈套，绑架了王光美（后在周恩来的干预下释放）。

　　1月9日，谢富治在接见全国公、检、法系统赴京代表时，号召“全国政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

　　由于江青一伙的策动，到1966年底、1967年初，“打倒刘少奇”的活动蔓延到全国，并且愈演愈烈。毫无根据地攻击、丑化刘少奇的行为到处出现，对此不但没有人出来制止，而且不容许人们提出任何相反意见。全国已经形成“打倒刘少奇”的舆论环境。

　　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就在这种复杂背景下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