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办案人员威逼利诱。江青、康生等人对抽调来参加专案组工作的人员，用又打又拉的手段不断施加压力，严密控制。平时，他们一再强调专案对象都是敌人，对这些人要狠。1967年10月23日，谢富治在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会议上说：“所有列入专案的，都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要同这些人作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斗争，绝不能施仁政，不能妥协。”康生说：“现在打的是尖锐的隐蔽的国共战争，没有坚强的阶级（立场），专案是搞不好的。”康生还假惺惺地对办案人员说：“你们的前途很伟大，不要骄傲，你们是中央信任的干部。一个同志为党中央所信任，所依靠，比什么级别都重要。”“你们填干部履历表，填上哪年哪月在中央搞专案，比提级还光荣。”

　　江青也多次吹捧“搞专案的同志是无名英雄”“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但当办案人员稍有不慎，或有不同意见，轻者被他们斥为“右倾”，重则逮捕入狱，有的受到处分或被送回原单位批斗。“刘、王专案组”的领导成员换了三次，有两个人被关进监狱。

　　1968年3月13日江青在八个专案组会议上批评“刘、王专案组”说：“有个案子我很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家去照相，摔了一跤，也没有死。你们右倾，不要嫌我说话尖锐，王世英是怎么回事？我看肖孟对他就是有包庇。”6月27日，谢富治专门召集专案组开会，批评专案组向江青请示汇报不够，其中说：“你们老犯错误，老不转变，怎么行呢？是否仍按肖孟的胆大包天办事？”肖孟曾是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后来被关进秦城监狱5年。1979年12月他在回忆中说：“他们不断给专案施加压力，反右倾。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材料，有的被赶出专案组，甚至被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昧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3）剥夺被审查人申诉、申辩的权利。无论是刘少奇、王光美本人，还是那些牵连进来的审查对象，都没有机会也不准许为自己申诉、申辩。在专案组存在的三年时间里，从未同刘少奇、王光美接触过，一次也没有听取过他们的申述。据专案组负责人肖孟回忆：“专案组曾向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提出这个问题，但他们拒不同意专案组和刘少奇同志见面和接触。这一方面说明对专案组的人不信任，另外，怕露出破绽，甚至怕专案组受影响而不能按着他们的指令办事。”

　　对其他受到牵连的人和所谓“嫌疑”人员，一旦被列为审查对象，就只能交代问题，不准申辩和上诉。这些人只要一申辩，便被斥为“不老实”“翻案”“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受到更加严厉的批斗。审讯时对为自己辩护的供词，不写入审讯记录，不准写书面材料，即使写了也被扣压，不让办案人员上报和转送。有时办案人员反映一点这方面的情况，就要被扣上“右倾”“为某某人翻案”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