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小组”确定后，从军委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抽调了四名工作人员。1966年12月18日晚，由谢富治（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汪东兴（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主持，在中南海西楼的一个小会议室里，召集抽调来的人员开会，正式成立专案组。当时宣布“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指定军委办公厅的一位秘书处长负责。

　　会上，谢富治拿出上面介绍的那份“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交给专案组一位工作人员，要他们好好保存。

　　1967年3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刘少奇问题明显升级，毛泽东似乎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3月9日、10日，陈伯达、康生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上讲话，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了系统的批判。3月21日下午7时半，毛泽东、林彪等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与会人员后，留下来议论一些问题。议论中对有人提到“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1927年叛党嫌疑问题”作了研究，决定把这方面的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即“王光美专案小组”的办事机构“调查研究”。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

　　议论时没有记录，后来也没有形成文件或会议记录。康生似乎对这种方式有点心虚，而这件事又归他管，所以事后他特地让工作人员写了一份备案性质的简短材料。这份材料中记载有：“共同研究之后，决定：““关于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1927年叛党嫌疑及1929年在沈阳被捕等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康生亲笔在这份材料的下面注了一行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恩来、伯达、康生都看过。”

　　这份既无台头又无落款的很不正规的材料，就成了对国家主席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的依据。

　　据参加过“刘少奇专案”工作的肖孟回忆：1967年夏，有一次肖孟问康生，设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有没有文字的批示？康生说，毛主席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时他曾汇报过，并写过一个备忘录交给了中央办公厅负责人。

　　现在分析，康生所说的“备忘录”就是这份书面材料。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书面材料表明，当时只是决定把有关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并没有说要成立刘少奇的专案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