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性：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
秘鲁人民战争在1980年5月几乎是不被注意的，只有一些点燃投票箱、点爆小型炸药和一些零星的袭击警察事件。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战争缓和下来时，毛主义游击队和政府军的冲突号称导致了至少5万人死亡——大多数是农民、未受教育者和穷人。(42)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沿着正统的“毛主义”路线，认真地进行暴力和不妥协的武装起义，显示了在毛泽东之后并且在严重偏离了中国文化和政治轨道的环境中“毛主义”的适应性。
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产生于秘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系政治。首先，在1964年，秘鲁“毛主义”从主流共产主义政党中分离出来，拒绝苏联和古巴的影响。然后，在1970年，一名之前当过哲学教授、并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干校培训过的共产主义组织者带领“毛主义”激进分子成立了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阿维马埃尔·古兹曼·雷诺索(Abimael Guzmán Reynoso)从他的学生和在中南部贫穷多山的安第斯山脉的本地农民之中吸引支持者——当地人用本地语言称他为“红太阳”，而批评者则因为他的洗脑能力称他为“香波”(Shampoo)。古兹曼化名贡萨罗主席(Presidente Gonzalo)，自称是“最伟大的、活的马列主义者”。作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智识的继承人，他的“贡萨罗思想”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把刀子”。在运动的最初期，一个毛式的个人崇拜在古兹曼周围形成，后来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使用了像文化大革命的宣传品那样的煽动性海报、给敌人扣上蠢材帽子、甚至是用普通话背诵毛泽东歌曲。(43)但是，与毛泽东农民形象不同，党的宣传总是把古兹曼描绘成一位戴着眼镜穿着深色外套的博学教授。
古兹曼鼓吹向真正的秘鲁马克思主义的回归，重视毛泽东将普遍理论应用到当地环境中去的号召。这意味着对秘鲁共产党创始人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Carlos Mariátegui)学说的回归和适用，马里亚特吉在20世纪20年代首次指出秘鲁“革命的光辉道路”。如同古兹曼在1988年的一个采访中解释的那样，“我越了解毛泽东，就越欣赏和尊重马里亚特吉。因为毛泽东鼓励我们创造性地应用马列主义，所以我回过头并重新学习马里亚特吉，发现我们拥有他这样一位一流的马列主义者，他已经彻底地分析了我们的社会”。(44)毛泽东的延展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概念与马里亚特吉对20世纪上半叶秘鲁的描述相当一致，即多元世界的共存：土著农民社区实行原始农业共产主义，殖民地时代的大庄园在高地保留着封建经济体制，半封建沿海庄园种植庄稼以供出口，资产阶级城市与国际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45)尽管这半个世纪间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古兹曼仍以一个恰当的安第斯山隐喻做出这样的总结，即有三座大山需要跨越：国际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秘鲁民族的半封建主义和利马的官僚资本主义政体。马里亚特吉对秘鲁社会作出了分析；而毛泽东则提供了改造它的战略。
对于古兹曼来说，秘鲁“革命的光辉道路”必须遵循持久的人民战争的道路，需要在暴力和耐心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毛主义”教导古兹曼“使用暴力是一个没有例外的普遍规律”，尽管当1980年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发动人民战争的时候，武装斗争的条件还不理想。(46)不只是因为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规模小且装备差，而且各种改革运动已经消解了激进分子(推进革命)议程的紧迫感。秘鲁的军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初实行了一些意义深远的改革，包括土地改革。此外，20世纪70年代末，民众运动和全面罢工的浪潮反映了政府改革所存在的缺陷，并导致了平民政府回归。虽然如此，游击队通过打击农村生活中常见的祸害，从偷牛贼和卑鄙的勒索者到通奸者和腐败官员，以寻求农村穷人和心存不满的年轻人的支持。而起义者信条学习班、严酷的社会政策和对善意基层组织的恐怖袭击则不受欢迎。(47)再者，易于诉诸暴力的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把刀子”是一把双刃刀：暴力行为可以挑战国家权威并催化革命，但是他们也可能导致疏远人民的反作用。古兹曼“必须通过大规模行动教育民众，以便给他们灌输思想”的声明暴露了他对普通人民矛盾的、精英统治的态度。(48)
尽管大众支持冷淡，但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通过专制纪律和意识形态的纯粹性获益，用德格里高利(Degregori)的一个难忘的词语来形容，变成了一颗“矮星”——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其巨大的重量与小型的体积不成比例。(49)光辉道路建立了一个“战略上集中、战术上分散”的秘密党组织，像“珍珠项链”一样垂直相连但是各自独立，及时地为当地战士提供对策。(50)此外，党很有耐心和计划地发动了持久战，适应了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L. Smith)提出的“生态政治学”，在秘鲁多样的、分散的地域上发动“由小规模战争构成的战争”。(51)游击队的适应性也很强，平安渡过了国家的“肮脏战争”(1983-1985年)，在那段时间政府军不加区别地摧毁反政府军控制地区的村落。1986年的一场大规模监狱暴动，造成了数以百计的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党员死亡，被党美化成秘鲁的“毛主义大跃进的金印章”：“鲜血不能淹没革命而是浇灌了它！”(52)人民战争继续扩大，在1989年的时候，游击队准备把人民战争推进到首都，(发动这一次战争)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可卡因贸易。光辉道路从棚户区据点开始其工作，在利马-卡亚俄中心区精心谋划了一个以暴力、停电和工业破坏为内涵的城市战略。然而在同一年，政府最终发起了对暴动的全面的和联合的反攻，以夺回秘鲁农村穷人的支持。1992年，阿尔贝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的自由政府军俘虏了古兹曼以及半数的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中央委员。古兹曼于1994年在狱中发表了一个拥护和平的声明；从此以后，光辉道路走向衰落。
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在其人民战争的鼎盛时期的崩溃，说明了重复毛泽东在中国的成功是很困难的。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巧妙地拓展了持久战的战略，但却没能成功。最终，他们自己发现了“毛主义”个人崇拜的致命缺点：正如毛泽东的去世使中国文化大革命突然终结，伟大教师古兹曼的被捕几乎宣布了秘鲁毛主义运动的失败。如一位学者所说过的，“毛主义”在秘鲁的运用本来应该是“从地理位置上看是自上而下的，而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却是自下而上的”。(53)相反，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在(动员)当地民众之前自上而下建立了一个由讲西班牙语的和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先锋队构成的组织。(54)本来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于安第斯山高地，但却被它本想消灭的相同的封建和殖民地的社会分化所同化。20世纪80年代，“毛主义”人民战争理论的传播远远超出中国的范围，但却没有一个地方的“毛主义”革命再次成功夺取了国家政权。然而，尽管国际“毛主义”的领航灯——光辉道路垮台了(更不必说苏联模式共产主义的全球衰落)，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尼泊尔爆发的人民战争，再次证明了第三世界“毛主义”的适应能力。引人注目地是，这一次“毛主义”将取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