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以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例
在毛的有生之年，效仿一种确定无疑的“毛主义”的革命的最重要的尝试发生在印度，这一尝试在1947年实现了印度从英帝国的统治中独立出来，并且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1967年5月始发于西孟加拉大吉岭地区的一个叫做纳萨巴里(Naxalbari)的村庄的一场农民起义很快席卷印度，并且越过国界来到了毗邻的尼泊尔和孟加拉(那时叫做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国)。这场所谓的纳萨尔派运动，在印度“毛主义”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CPI-ML)的指导下，主要是一场农村起义，但也得到了城市知识分子甚至一些雄心勃勃的学生的支持，从而得以在1970年加尔各答大街上发动一场小规模的“文化革命”。然而，到1970年底印度安全部队已经实际上镇压了纳萨尔派，并在1972年杀害了他们的最高领袖查鲁·马祖达(Charu Mazumdar)。印度的这场运动很快就弱化成一场沉闷的较低水平的起义，尽管从长远来看它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在尼泊尔爆发的成功的“毛主义”革命。对于我们在此的目的而言更重要的是，纳萨尔运动(Naxalite)的案例证明了第三世界毛主义的三个最为显著的特征：(1)对社会做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分析；(2)采取人民战争的策略和战术以掌握国家政权；(3)借鉴中国国内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主张继续革命，以与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和建立社会主义。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的影响反映在这些文本中，这些文本被纳萨尔派广为引用，它们包括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中两个由林彪编辑的小的精华本，即“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英语版和孟加拉语版)和“老三篇”。⑦同样著名的还有毛泽东的富于煽动性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和他的军事专论《论游击战》(1937年)、《论持久战》(1938年)和林彪为毛唱的赞歌——《人民战争胜利万岁》(1965年)。纳萨尔派也是中国的英语期刊《北京周报》的热心读者，该期刊在20世纪60年代末经常刊登关于印度起义的报道。这些文本资料将激励后来的第三世界“毛主义”运动。因此，第三世界所效仿的“毛主义”就是，并且将仍然是相当晚近的中国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在此，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的所有经验被浓缩成文摘的形式，而后来的发展，即对于苏联修正主义的抵制，被给予最为重要的地位。
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第三世界，党的分裂和清洗甚至先于人民战争的发动。纳萨尔派的CPI-ML(在1969年4月22日，即列宁诞辰100周年时正式组织起来)产生于两个主要的政党分裂，首先是伴随着国际路线上的中苏冲突，然后则是在国家政党层次上反对所谓的修正主义。⑧印度最初的共产党(CPI)，于1920年在海外创立，1925年在印度建立起来，与苏联共产党(CPSU)及其共产国际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与之相比，CPI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由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入侵西藏、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以及中国对印度的对手巴基斯坦的坚定支持而相当紧张。尽管1964年中印之间的关系很紧张，但中苏的进一步分裂导致了一个更广泛的反修正主义群体从CPI中脱离出来，拒斥议会民主而支持暴力革命。在1967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当马祖达领导的激进的“毛主义”提出立即发动革命时，这个反修正主义群体再次出现了分裂。当不那么激进的CPI其他宗派(它们在最近的选举中相当成功)帮助政府镇压纳萨巴里的农民起义，这种分裂巩固了下来。甚至在“毛主义”的阵营内，捍卫正确的意识形态(“路线斗争”)对于列宁主义的政党原则的优先性，导致了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相似的各种清洗和组织上的混乱。⑨不管怎样，CPI-ML打出了这样的口号：“中国的主席是我们的主席；中国的道路是我们的道路。”⑩
中国道路的第一步就是毛对社会作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断定，任何改造社会的努力都必须从对该社会的物质和经济条件的客观评估开始。马克思认为欧洲革命代表着从封建主义(一种农业经济体系，其典型的政治形式是君主制)向资本主义(一种工业经济体系，其典型的政治形式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国家)过渡的一种基本的历史进步。而且，他说下一次革命将把资本主义转变成社会主义。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并不符合马克思对于这类社会的描述——现代的、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并且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机已经成熟。然而，列宁以下述的观察更新了马克思的理论，即全球帝国主义已经将资本主义输出到全球的范围，并由此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可能。也许更重要的是，列宁证明了一个机敏的共产党能够夺取封建的和农业的君主制(也就是沙皇俄国)的政权。毛则提出将马列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描述革命之前的中国的状况，即广大农村地区封建分子与被殖民的沿海城市的资本主义分子之间的勾结。毛的构想在第三世界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它能很容易地适应于几乎任何穷国。在印度的例子中，印度已经赶走了英国人并实行了土地改革，这个术语所指的是从封建的和殖民的向资本主义的和后殖民的发展的过渡阶段。(11)马祖达的农民运动的主要关注点是半封建的农业经济，只有到后来城市的学生运动才将注意力转移到印度的半殖民地文化上。(12)对于二者而言，毛的分析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所揭示的革命的必要性：对于马祖达而言，它要求一场“人民战争”，对于学生而言，则是一场连续的文化革命。
对于毛来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革命道路就是发动“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是反对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者的生死斗争：没有与敌人进行议会谈判或者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就是这种或者得到一切或者失去所有的立场使革命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的改良主义以及修正主义的姑息政策区别开来。林彪总结了仅靠暴力能够实现社会转变的观点：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归根结底，就是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的学说，是用人民战争反对反人民战争的学说。马克思说得好：‘暴力是一切旧社会在孕育新社会时的助产婆。’……毛泽东同志正是根据中国人民战争的经验，用最通俗最鲜明的语言，概括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13)
然而，认识到暴力的必要性是不够的：只有正确的战略和战术才能保证胜利。林彪对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关系这样总结道：“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14)所谓“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意思是人民战争的实践者为了投身于持久战必须激发起对敌人足够的仇恨；所谓“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则意味着随机应变地运用游击战的全部方法。西孟加拉的一位纳萨尔派领导人解释了与毛的人民战争学说的关联性：“我们面临的是持久的人民战争，现在敌人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我们的方法是游击战。”(15)
持久战的战略建立在人民战争是一种不对称冲突，即敌人更加强大且装备更加优良的认识的基础上。战胜这样更具优势的敌人需要忍耐。敌人拥有暂时性的优势，但如果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把战线拉长，趋势将会翻转，他将会暴露出“纸老虎”的面目。另一方面，人民拥有持久性的优势：强大的动力和更具优势的数量。力量的平衡将会逐渐改变，从防御到均势到进攻。历史站在人民这一边，胜利是必然的：他们需要的只是克服他们的恐惧，并且“敢于胜利”。第三世界人民的力量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因为那里的人民是现成的资源。因此，武器装备落后的纳萨尔派领导人马祖达经常引用毛泽东的宣言：“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16)
毛泽东支持非正规的游击战术，并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孙子兵法》的相应部分进行调整：
在游击战中，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避实就虚；即打即离；快速打击，快速决策。当游击队遭遇强敌时，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策略。(17)
当人民战争达到均势状态时，毛泽东说，人民军队应当强调新的战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农村包围城市。”这些根据地提供了安全的地方、经济的资源和执行进步政策的机会。到1969年底，纳萨尔派建立起覆盖大约300个村庄的根据地，模仿了早期印度共产主义者在20世纪40年代的做法。(18)
在发动人民战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毛主义”道路的最后一个部分是继续革命——尽管这条道路什么时候走到尽头(如果有尽头的话)并不清楚：毛在临终之时仍然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因为第三世界“毛主义”运动发生在文革时期或者文革之后，中国模式的大事年表因而常常塞满了(各种事件)或者显得杂乱无章。例如，尽管纳萨尔派在印度从未夺取国家权力，他们仍然拥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大革命。从1970年4月中开始并持续了几个月，加尔各答的学生肆意破坏印度和孟加拉英雄的雕像，袭击教育机构的领导人，抵制学校的考试。(19)到那时为止一直聚焦于农村动员的马祖达，号召城市青年成立红卫兵组织，“炮轰党的司令部”(正如毛对他的红卫兵所说的)，到农村去(手握毛泽东语录)，获得对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的第一手体验。(20)与此同时，学生被鼓励去彻底根除传统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因素，农民被鼓动去消灭他们的残留的阶级敌人。在这一时期，纳萨尔派简报《解放》的“注意”(“Note”)栏目经常颂扬阶级仇恨，欢欣鼓舞地详述如何对地主施以毫无必要的斩首，将其头颅用竹竿挑起，以及用鲜血写成标语。然而，过度的暴力并非毫无争议：这导致了贯穿马祖达一生中来自党内的背叛，以及在他死后对他的领导的非难。(21)稍后，周恩来为之前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缺乏协调而悲伤，说他们本应纠正纳萨尔派对中国经验的生搬硬套、对毛主席的绝对崇拜、以及不必要的杀戮的习性。(22)周的批评反复申明“毛主义”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灵活应用的观点。周的批评也反映了毛对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持一种更宽泛的、更务实的和看似较少激进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