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讯 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发表署名秦晓鹰文章，题目为《“第三次领航”考验中共》，文章如下：
中国是一个历史感极强的国家。每个因公或因私到中国的外国人都会很快发现，无论是因问路偶遇的老人少年，还是在正式交往中结识的商人官员，甚至包括极爱饶舌的北京的TAXl司机，他们随时大量引用中国历史成语典故的独特的表达方式，都会令外人瞠目结舌，甚至摸不着头脑。因此，当中国共产党宣布在本年末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公众自然而然会产生很多历史性联想和很多历史性期待，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历史性联想首当其冲自然是1978年召开的那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35年前那次会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极具开创意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开国元老，在毛泽东去世后，敢于摆脱旧有的苏联斯大林式的发展模式（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果断地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的经济有了持续的高速发展和难以想象的经济总量扩张。即便是在对外关系这个共产党人并不熟悉的领域里，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仍然坚决地摒弃了自我封闭或半封闭，主动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浪潮，并且在国际（特别是本地区）事务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在关键的时间实现关键性的转折，这就是35年前那个“老三中全会”载入史册的根本原因。也是这次会议的名称竟会成为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新闻词汇的奥秘所在。在中共历史上，能与这个“老三中全会”媲美的恐怕只有那次把毛泽东推举为中共主要领袖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遵义会议”了。
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前两次的“领航者”
如果我们把一个执政党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的影响，视为航行中的领航者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中共今天所面临的就是担任“第三次领航”者角色的巨大责任和巨大考验。所谓“第三次”当然是相对前两次而言。就中共而言，“第一次领航”应该说是由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集体完成的。上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积贫积弱。不要说飞机坦克大炮不会制造，就连火柴都要进口叫“洋起灯”。不管是西洋人还是东洋人都视中国人为劣等民族。蒋介石政权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糟糕的状况。是中共把这个令人近乎绝望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享有完全主权的、基本统一的国家。这第一次的领航，虽说内部有很多的争斗，虽然有很多今天被揭露出来的令人扼腕的错误，但不管怎样，它让中国走出了分崩离析的险境。
“第二次领航”无疑就是邓小平所主张和强力推行的改革开放了。邓小平复出后面临的是一个国家“被开除球籍”的险境。那时，几乎全体中国国民都有个“吃饱饭”问题：精明的上海人甚至“发明”了全国仅有的半两（25克）粮票！中国一些民主党派的头头脑脑参加完国宴后，还会把剩下的小馒头、小花卷，甚至花生米用餐巾纸包起来带给家人。当时，周恩来会见电影《停战之后》的演员时，问他们有什么要求，他们说就想吃一顿包子。艺术家项堃为了演好敌方将军，竟会在衣服里放了一个小枕头来表现脑满肠肥。物质上空前贫困，精神上也极度贫乏。出现“是要社会主义的草，还是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类荒唐的争论只能证明：当一个民族在常识问题上都开始争论时，这个民族的智商恐怕已降低在常识之下了！中共第二次领航的基本成功如今已是举世公认有目共睹，不必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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