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梦想，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民族梦想的延续或实现。莫言在斯德哥尔摩的白领结，让我们想起重置民族灵魂的鲁迅、胡适；实现了航海、航天“更深、更高”的科技团队，让我们想起为中国带来近代技术，但错把“天朝梦”当中国梦而梦碎甲午的曾国藩、李鸿章；我们缅怀革故鼎新的孙中山、毛泽东，也缅怀推进改革的邓小平、习仲勋。因为怀念他们，便是怀念中国梦走过的每一步的筚路蓝缕与不懈不止。
对作家的使命和文学的价值的探讨，是一个追求进步与美的社会所应有的灵魂式的议题，也是专注于追赶硬实力的中国需要回望和等待的部分。还没有一个中国当代作家被如此要求与审视过。正是这样的因素使莫言的获奖成为2012年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
收获诺奖、陷入争议、反复自辩：莫言在这一年年末的经历如同瑞典文学院对其作品风格的定义一样充满“虚幻现实主义”色彩。
在获奖消息传出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莫言曾说：他反感不把自己当老百姓的人，他是一个“尊重世俗礼仪的人”。他再一次讲述了那个“歌德与贝多芬的故事”：在国王面前贝多芬扬长而去，而歌德却脱帽致敬。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更理解歌德的选择。
“文学与问题”
“他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浑身上下只有一条污渍斑斑的大裤衩。左胸脯的肋条缝中，他的心脏像只小耗子一样可怜巴巴地跳动着”。
1985年莫言在其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塑造了这一主角。这个过早背上生活重负，不时承受羞辱和殴打的小黑孩，是莫言“全部小说的灵魂”。他说，“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
27年后，与“小黑孩”有着类似童年的莫言领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身着燕尾服，系着纯白领结，笼罩于现场庄严肃穆的荣耀光环之中；而来自文学评论界与公众此起彼伏的声浪同时将他拉到了被审视甚至拷问的焦点之上。
他的职位，以及文学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等，都在争论之列。代表性的批评意见认为：对于真正的读者来说，莫言对历史的轻佻的处理方式转移了他们对难以正视的以及在深层文化中潜伏事情的关注。
莫言的作品涉及饥荒、基层暴力和腐败。但批评者却认为他把历史用幽默的方式平庸化。
批评者似乎忽视了瑞典文学院对莫言的评价。在颁奖词中，描述莫言的语句与批评意见似出同源又意义相反：“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的阴暗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作家往往不善言辞，尽管莫言信奉“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在获奖消息传出之后的两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还是回应了批评。但这些回应为他带来的争议反而可能多于理解。
“我如同一个看戏的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
于是，在颁奖礼上，莫言发表了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演讲。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看来，演讲有“母亲、写作和自我辩护”三个主题。莫言在最后用三个故事再次隐晦地回击了外界的批评，陈对此的解读是：“第一个故事讨论人如何使自己保持真实，第二个故事讨论人如何才能证明价值，而第三个故事，则是讨论人何以为善。”
围绕莫言的争辩甚至溯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公案。美国学者罗福林在为莫言辩护的文章中提到周作人、梁实秋和张爱玲。罗提醒批评者们：即使这些从现实前沿后退的人，同样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最有趣的作家”。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莫言以小说《蛙》为例论及文学与问题的关系。《蛙》涉及计划生育，“直面现实”，但他认为写这个问题是文学的需要与塑造人物的需要：“问题没有压倒文学，事件没有破坏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