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再次来到历史的拐点
关键在今天。今天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切现象、征兆、难题、趋势与困惑都在表明：这个经过35年高速发展的国家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拐点、进入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转型期。这既可能是一块向新的健康的发展阶段跳跃的踏板，又可能是一个可以阻止中国持续发展和引起社会冲突的泥沼和陷阱。尽管这个不可必免的历史拐点在表现形式上可以有多种多样，但其实质问题只有三个。第一个是中国在劳动力红利已经消失的情况下，正跌入一种尴尬状况：它无法在工资成本方面与更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这种尴尬状况如果不尽快予以解决，就极有可能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形势的严峻促使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经济结构改革、产业战略选择和新的制度性安排。第二个实质性问题同样不应受到忽视，那就是随着中国公众物质生活的大幅度改善和文化水平的提高，随着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他们的国际视野的扩大，特别是随着数百万（如果不是数千万）中产阶层的出现，中国城乡公众中出现了日趋强烈地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民主诉求。在一些突发事件中，这种直接参与的民主诉求更是由于互联网的沟通而呈现出弥漫状的倍增。因此，如何积极回应公众新的民主诉求，可以说，也是当前中国决策部门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第三个问题，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受到了空所未有的破坏。资源的无节制地过度开发，能源的不计浪费成本地盲目利用，重化工业的重复建设和盲目扩张，人们在生活方式与交通手段方式改变的同时却对自然界和对生物链的视而不见…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大环境污染国家。中国领导人曾多次在国际场合宣称，中国绝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现在看来这是难以兑现的承诺。首都北京全年被严重污染的天气可达40％以上的事实，不仅令工作在这里的外国人有点惊惧，就连常常以皇城子民为自豪的老北京人也感到了健康的威胁。在污染问题上，特权无法保护的空气和水让权贵与平民取得了可悲的平等。
除了上述三大难题之外，围绕着各种权力体系的腐败、众多频发的安全事故（包括生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工程安全、交通安全）以及公共道德（包含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的严重缺失，也使中国公众对弊端丛生的官僚体制、无序紊乱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体系感到恼火。知识分子则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断档感到痛心，对低俗文化、感官文化、功能文化的泛滥感到忿懑与无奈。
“第三次领航”要有足够襟怀和智慧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要想短期内解决这么多的发展难题，用内地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够喝一壶的”（京话，非常不易之意）。邓小平先生在去世之前和他的表弟邓肯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原来以为发展了就能解决问题，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之后问题更多。”不管今天国内外对邓公有多少岐见，但他的高瞻远瞩，他的这种大政治家的、大战略家的感觉却是后来的人难以企及的。这是在敌我双方百万大军激烈交战中“打”出来的感觉，是在与中国式的权谋、阴谋、阳谋，乃至近乎于宫廷帝王术的缠斗中产生的感觉，也是在国际关系中的波谲云诡中找到的感觉。今天中共的高层有没有这样的大张大阖的气魄？在国内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和起伏跌宕的国际风云中，敢不敢于出手，善不善于出拳，是对其心理素质的十分现实的巨大考验。
笔者管见，在“第三次领航”面前，中共高层除了面临着勇气魄力和意志的考验之外，也同样要有足够的清醒、足够的襟怀和足够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