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够的清醒、足够的襟怀和足够的智慧首先是要有敢于直面中国各类危机的坦诚，绝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自满和自欺，也绝不允许各层级责任人用文过饰非的邀宠来麻痹中央。这种文过饰非的欺骗最典型的案例是在当年发现非典疫情时，国家卫生部与北京市医卫主管部门掩盖真相的种种拙劣做法。而近年来最糟糕的自欺欺人的“案例”则是对PM2.5的所谓争论。由于某外国驻华使馆的公布了该数据，而引起某市政府官员的大怒。该市环保局副局长竟然在媒体上表示要与某国使馆进行公开辩论。直到中共政治局某位常委过问了此事，并表示也应把PM2.5作为中国监测空气质量的数值，风波才平息下来。PM2.5也不再是中国媒体的禁用词。中国官员们这种不作为懒作为乱作为甚至假作为，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出在皇帝新衣式的“面子观”上、出在要拼命保住自己权位却置公众利益于脑后的丑恶的“政绩观”上，出在不断地把这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闻过饰非的无能之辈提拔到领导岗位的组织人事制度上。不摒弃这种有责不负责，有事不担当的心态和助其生长的制度设计，中共又怎么会有足够的清醒以应对“第三次领航”呢？
笔者管见，中共要当好历史转型的的领航者，就要摆脱某些人制造的意识形态的混乱与纠缠，至少也应该对各种理论上的争论说“不”。事实上，姓“资”姓“社””的争论，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从来没有完结过。它不仅时隐时现、或明或暗地存在着，时至今日甚至还出现了新的枝蔓与新的变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以所谓的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教训”在精神吓唬、甚至是挟持中共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用这种所谓的“教训”对中国35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对思想解放运动进行旁敲侧击，为35年前就被抛弃的“阶级斗争为纲”做翻案的思想准备，向“文革”这具历史僵尸举起了招魂幡。中国人难道忘记了那个屯兵百万于边界的“社会帝国主义”（毛泽东语）了吗？实际上，从斯大林晚期的错误而衍生出的“勃列日湼夫主义”曾对中国国家利益构成极大的威胁。人们不应忘记正是这个曾经的庞然大物怎样用战争阴云迫使全中国都动员起来“深挖洞广积粮”；不应忘记也是它开动侵略战争的机器辗过布拉格大街，横冲直撞于阿富汗城镇乡村？现在中国竟有人为这样一个争霸世界危害中国的“超级大国”大唱挽歌，岂非咄咄怪事？其目的除了是要借洋喻中、剑指改革开放，又能是什么呢？
同样，笔者以为，中共要充当“第三次领航”者，还必须对世界有更深入更准确的了解，这既包括对世界经济走势和自然科学领域以及科学技术层面的高度关注，也包括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关注和悉心学习。而在后一方面我以为一直是中共领导层的大缺陷与大短板。纵观中共立国六十多年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笔者确信，只有努力用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化和文明成果“武装”自己，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才有资格和可能领航中国，才能较为健康和平稳地推进中国的社会转型。毛泽东尚且明白中国当年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邓小平也深知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的道理并且愿意以民族一员的身份成为世界公民，那么，为什么今天的中共却不能以更加自信更加包容更加虚心更加真诚的姿态去对待世界文明以及在这一文明长河中形成的价值观呢？在国际依存度愈来愈高并且不可逆转的大背景下，中国在与外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打交道时，不可能永远都处在“经热政冷”或“经热文冷”或“官热民冷”的状况，而要改变这一状况，总是保持那样一种提防式的精神状态是不可能做到的。把捍卫国家主权的警觉变成了对文化等意识形态交流的高度敏感，这其实是阶级斗争意识的一种本能的过度反应。有了这种反应，中国在历史型的社会大转型中就得不到必要的国际社会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还会使中国失去与世界沟通的精神渠道，失去与各国同喜同悲同怒的价值观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