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件大事就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这个问题，对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不容回避。关键是如何正确地处理好它。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毛泽东始终在考虑这个战略性问题。对此他形成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看法是1956年的“两论”，即一论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是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集体思考的结晶。“两论”实际上是根据苏联的情况，尤其是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错误，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即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执政地位。这次探索有两大成果：一是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二是要防止个人崇拜的问题。八大集中体现了这些成果，并写入了党章。“两论”是毛泽东等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无产阶级如何巩固政权的第一次总结。
接下来就是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正处”学说既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指导方针，又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一个基本理论基石，实际上是“两论”探索的进一步延续。“两论”中的“再论”已经指出，在国际范围内怎样区分是与非、怎样区别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一个根本立场的问题。“正处”学说则把“两论”应用到国内，是前面探索的继续。此后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导致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但在当时并没有认识，更没有很好地总结教训。
下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1962年夏天以后重提阶级斗争。当时毛泽东并没有马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1963年“后十条”概括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有两个重大的失误。第一，他把很多党内的意见分歧看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当时在西楼会议上，人们对形势的估计是严峻的。这带来一个积极的效果，就是措施比较到位。应该说，没有当时提出的一系列的措施，就没有后来国民经济的很快好转。但是，会上对形势的估计有过头的地方，如估计农业的恢复要5～8年，而且是在包产到户的前提下，若不搞包产到户，起码要8年。毛泽东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认为这些同志没有把“六十条”在农村贯彻以后发挥的政策威力估计进去。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估计有正确的一面。他估计到了“六十条”在农村产生的巨大威力，估计到了人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