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把刘少奇等人的意见作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党内的表现，无论如何是不能成立的。第二，他犯了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错误。毛泽东在提出“正处”学说时强调要把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不能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贡献。但到了1962年，他却把这部分矛盾从人民内部矛盾中划出来，实际上把它看做敌我矛盾的一个特殊形态。
毛泽东在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期间就提出：矛盾有两类，一是敌我矛盾，一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两种矛盾虽然接近，但是要有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在争夺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富裕阶层，这个争夺战还没有完，要贯穿整个历史时期。这里虽然还在讲区别，讲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但侧重点已经在向敌我矛盾靠拢。后来他对这个论述又有进一步的延伸，最后概括为十中全会公报里关于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这个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就导致了他后来把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扩大化。
“四清”运动是毛泽东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又一重大举措，是在当时国际上开展反修斗争、中苏论战，国内强调防修的背景下开展的。“四清”运动的初衷确实是针对那些贪污腐败分子，想找出一条反修防修的途径，但从1964年开始就逐渐演变成一个悲剧。这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注意力已经从基层转到上层。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得出结论，认为下面犯事，上面肯定有根。所以他提出要追根，搞工作队。在这方面，毛泽东的许多思想与刘少奇一致。两人意见发生分歧是在1964年八九月间。
到了这年年底，在讨论“二十三条”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当时运动中出现问题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5年1月毛泽东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对运动的指导。这些批评都是他思想中发生的重大变化。毛泽东看到了“四清”运动中出现的一些过“左”的做法，如对当地干部、群众的不信任，搞得空气非常紧张等。他纠正了这方面的一些错误。但是他却把矛头指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这些人是下面那些“四不清”干部的保护伞。所以他提出，不能只抓住枝节而掩盖了大的、根本性的问题，实际上是要酝酿更大的政治运动。这样问题就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最后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总的来说，毛泽东所提出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命题，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重大课题，他在这方面的探索，从一个正确的命题开始，提出了许多像防止和平演变那样重要的、富有远见的、有指导意义的思想，但也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错误的集中表现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