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阶段，毛泽东的思索包括很重要的两点：一方面，他认为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还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关于落后与先进问题的表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问题。这就促使他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现在我们每天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必须寻找新的办法解决，而不是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方法，正是在这样两方面的思索下，产生了1957年2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报告。这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又一个辉煌的闪光点，其思考由来已久，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毛泽东在建设方面的又一探索是发动了“大跃进”，这是不成功的探索，关键是违背了经济规律。在“大跃进”的探索过程中，毛泽东第一次意识到他有可能会犯大的错误，但在主观上对此又缺少必要的准备，缺少足够的认识。这种矛盾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晚年，而且越来越突出，到了他自己都很难摆脱的地步。
“大跃进”的发动应该联系到当时的国际背景来分析。“大跃进”发动前夕，在莫斯科会议上缓和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一些矛盾，出现了鼓舞人心的情况，出现了一个以苏联为首的比较团结的局面。同时，苏联的卫星上天，美国的卫星发射失败，民族独立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里人气兴旺的景象交相辉映。在此情形下，毛泽东才有“东风压倒西风”的说法。他内心深处有一种紧迫感，就是要抓住这样一个百年不遇的大好形势，把中国自己的实力搞上去。此外，在“大跃进”之前，他也调查过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在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他就曾向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了解西方的经济、科技发展状况。经过调查研究，他认为有可能赶超英国。他也是经过研究论证的，并非毫无根据，只是谁也没有意料到“大跃进”会是那样一个结果。
毛泽东在纠正“大跃进”时期一系列错误过程中的反思及其吸取的沉痛教训，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调整时期的指导思想上。在制订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毛泽东吸取了“大跃进”的教训，提出了以下思想：第一，按客观规律办事，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毛泽东曾经说，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问题，要按照客观规律来办事。第二，计划一定要久远，一定要留有余地。第三，做好综合平衡工作，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第四，要少而精，集中经济力量把局面打开。第五，发扬大寨精神，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这些应当说也是一次重要的探索。
总的说来，在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毛泽东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创者，确立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当然，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行为，而是全党的行为。他还强调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消极因素转化成积极因素，为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指导思想。第二，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第三，初步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即我们仍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