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庐山会议现场。
总括这些情况不难看出，在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要求革命，要求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向往社会主义的激进情绪，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在西方国家也是这样。这个情况一直到了70年代才开始改变。到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完成了在阶级矛盾方面的政策调整，进入了一个比较平稳的增长时期。科技革命也极大地增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另外，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西方国家开始调整对外扩张政策，从比较原始的殖民掠夺上升为一种金融的投资。随着许多跨国公司的出现和资本的输出，它们的对外扩张变得比较“文明”一些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取得独立后也越来越关注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国内问题。在此情况下，整个世界的阶级矛盾和要求革命的呼声逐渐开始回落，这也影响到了当时的社会思潮，日趋务实和保守。毛泽东的追求，恰恰是处在五六十年代这样一个过程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背景。
再看毛泽东所处的国内环境。当时出现的情况是，整个社会处于一个新旧转型的亢奋状态中。几千年来，人们长期处在封建专制的压制下。一百多年来，中国又长期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在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大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的压制下。如今，中国摆脱了一百年的帝国主义压迫站起来了，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次，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给整个社会展现的是一个廉洁勤奋的形象。中国人民终于看到了一个仁义的政府，一个为老百姓谋利益、办实事的政府，看到了一个以老百姓为主体、工人阶级性质鲜明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人们看到了自己的领袖，真正的人民的领袖，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这些都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新的气象，新的希望。
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随着社会的新旧交替，新旧思想也处在交替的过程中。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这种制度变革的进行，还悄悄地发生了一场深刻的社会思想的变革，这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思想改造运动。其实这场思想改造运动并不仅仅限于知识分子，也包括广大的老百姓。广大的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对整个中国社会思维方式乃至话语体系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随着新中国的创立，整个中国不但改变了面貌，而且还改变了自己的话语系统。这一套话语系统和思维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从执政那天起，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是巨大的。这种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通过成功地确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与此同时，人们又看到了跟这个方面相反的情况，即中国贫穷落后，用毛泽东的话讲，叫做一穷二白。这与巨大的社会进步相比，形成了极大的落差。但是，大家都相信中国有希望、有能力，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当时的人们有一种急切的心情，急于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中国落后的状态。而且他们深信新中国有这个能力。后来出现的“大跃进”，如果仅仅是领导人的想法，没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话，这些东西人为地搞是搞不起来的，即使搞起来也长久不了。“大跃进”期间那么多的人挑灯夜战，不计报酬，不要加班费，拼死拼活地干，就是急于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想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能够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中国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一个梦想，大家都希望使这个梦想成真。
另外，中国虽然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但是中国历史的惯性，特别是封建专制长期统治下形成的愚昧、落后的惯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可能一下子被消灭。这个影响也是长期的。
总之，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社会。这个激情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革命的激情，一个是建设的激情。革命的激情，就是除旧布新，要把过去的旧习惯、旧思想、旧风俗通通破除掉，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社会。建设的激情，就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使中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打一个翻身仗。当时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光有政治上的独立，而没有经济上的独立，这个独立是不彻底的。此话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