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后来评论说，江泽民“为11次座谈会设计了非常清晰的逻辑路线”。在厘清资本主义现状和苏东失败的原因后，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入怎样吸取关于资本主义和苏东体制的经验教训，讨论中国改革的体制目标和改革方向。从12月10日开始，座谈会围绕这个话题展开。
“二战”结束后，除了政治民主化，世界发展的另一大潮流是经济市场化。尤其是1980年以来，市场化在全世界迅猛扩展。
自1978年启动改革以来，中国同样走在经济市场化的道路上，市场化因素不断增加，计划经济体制渐趋式微。
但是，由于中国始终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使得经济体制改革总是难以坚持明确、清晰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在目标体制的选择上争论不休，几经反复。“八九风波”使得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占据上风。主张市场化改革的人为了避免直接冲突，选用“市场取向的改革”这一提法。即使这样，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一方仍然步步紧逼，追问“姓社姓资”，并将“市场化改革”打上了姓“资”的标签。
1991年夏天，中央顾问委员会一位副主任让几位经济学家为其起草一篇主张发挥市场作用的文章，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
国务院研究中心顾问徐雪寒支持这篇文章，并写信建议恢复“建立商品经济”的口号。文章草成，即遇到苏联“八一九事件”。结果文章发表之议搁浅，文章的执笔者还受到指责。
8月下旬，一家权威的理论刊物发表文章说： “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
9月1日晚，江泽民在看了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提前播报的《人民日报》第二天的社论提要之后，当晚下令，要《人民日报》删去社论中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不过，第二天该报发表的文章里仍然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 “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在连续四天的五场座谈会上，话题涉及农业、乡镇企业、剩余劳动力就业、工业生产质量、库存、外贸、利用外资等许多具体的经济问题。在非常分散的议论中，江泽民反复讲到：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内涵是什么？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怎么结合，要说清楚。
杨启先认为，计划与市场不是谁为主、谁为辅的问题。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详细回顾了改革以来各个时期对改革目标的不同提法，认为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改革以来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突破之一，也是改革最重要的基础。
吴敬琏也赞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此前他曾向江泽民、朱基介绍过关于计划和市场提法演变的过程。座谈会期间吴敬琏恰巧出版了一本专门论述在中国如何建立市场经济的著作，这本完成于两年前的书难以面世，最后更名《论竞争性市场体制》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并且罕见地由三个社领导签字共同承担风险，才最终出版。
与会的经济学家们都是倾向于市场经济的，但是教育背景差异大，具体观点不尽相同。经过讨论，多数与会者认识到：现代商品经济是有宏观管理的，是宏观调控下的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