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知新
22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回首当年，张卓元认为，座谈会的最主要成果是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这11次座谈会把中国新体制明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起了重要的作用。”
江春泽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是任何社会通往经济繁荣发达的必由之路。”这位年届八旬的经济学家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20年前改革倒退，仍然惧怕市场经济，那就很难避免苏东国家当时的‘多米诺效应’，而一旦社会动荡，改革与发展再打乱重来，付出的代价就要沉重得多，老百姓为此要承受的痛苦也就更多了。”
陈东琪说，如果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不及时提出并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推进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甚或倒退到计划经济，“我国经济发展不仅速度没有这么快，发展成果没有这么大，而且也难摆脱大起大落的循环，也可能被严重的外部危机拖下水，陷入持续衰退之中”。
不过，当年参加座谈会的多位经济学家认为，在世纪之交初步搭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以后，中国改革却没有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积极推进，而是放慢进度，有些方面甚至迟滞倒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功能作用以及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很多限制，公平竞争、包容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矛盾也逐渐积累。
吴敬琏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政府和国有经济虽然已经不再囊括一切，但还是牢牢掌握国民经济的一切“制高点”，主宰着非国有经济的命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只着重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提。这不但延迟了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的经济作用、国有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王慧炯、李琮等人在采访中都提到，中国的体制至今仍然深受前苏联影响，一些人对前苏联解体的评论往往折射出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认知。傅丰祥说，改革之所以越来越难，是“因为既得利益者留恋旧体制，不愿意放弃特权。当年也有特权，但是不如今天这么巨大惊人”。
郭树清则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所显现的突出问题，主要根源还在于社会方面，其实质是社会管理还没有完全从过去的旧体制转变出来，没有建立起适应新型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早在2010年，这位学者型官员就呼吁“告别狭义的改革”，以内容广泛的社会变革作为推动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
中国改革充满挑战，因为中国的转型具有双重使命：既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又要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
越来越多的人们通过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认识到，经济发展起步以后，并不意味着一个社会可以顺利地不断前进，相反，由于旧制度的存在，经济发展会使得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趋于紧张。在中国这种紧张关系更是频繁不断出现，因此中国改革经常面临进与退的艰难选择。
自从1978年中国重启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改革充满曲折。尤其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让这一进程再次停摆。此后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使得中国现代化面临中断的危险。
不过，通过将改革目标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顺利走出困境。就像周小川所说：“这一提法所确立的中期目标为今后20年（甚至20年以上）的经济体制改革给出了一个稳定的导向，统一了思想，避免了无休止的争论和实践中的徘徊，具有很强的方向性、前瞻性和推进性。”
今天中国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另一方面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腐败蔓延，贫富差别悬殊。中国改革再度面临艰难选择：今后10年乃至20年的发展主要依靠什么驱动，如何推进平稳转型，跨越中国的“卡夫丁峡谷”？
历史告诉人们，停滞和倒退没有出路。“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唯一的出路就是正视中国的现实问题，解放思想，集思广益，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坚持不断的、深入的改革。这既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