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告诉林毅夫，要对以下三个问题做好发言准备：第一，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为何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而且，还表现出了勃勃生机？第二，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为何出现了前苏联东欧的变局，丢失了社会主义政权？第三，如何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事后人们才知道，这三个问题都是江泽民直接提出来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外交部等部门的20余位学者陆续接到了通知。他们意识到，这三个问题都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关心、也是非常敏感的问题。
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的判断，自从列宁在1916年断言“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以来，“垂死论”已经成为不可怀疑的“真理”。1989年，有党内元老在和新任一位政治局常委谈话时还说，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
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政策，让一些人士更加起劲地鼓吹“垂死论”。在这种政治气氛下，西方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观点已经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
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何方曾撰文提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里的一些论断已经过时。1990年3月，在邓力群主持的关于帝国主义论的座谈会上，何方受到了批判和指责。
前苏联“八一九事件”后，北京一家大报发表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重申当前中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关系到如何判断中国所处的时代。假如坚持“垂死论”，那么世界就仍然处于列宁所断言的“革命与战争”时代，对抗和战争不可避免，中国的建设难以安心进行，改革开放更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