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认为，苏共覆灭根本原因是两条，一是经济没有搞上去，这是根本的；二是党脱离了人民群众。他对深化改革提出一系列建议，对中央工作也坦率地提出意见。
这位71岁的经济学家当时已罹患绝症，是从医院病房直接来参加座谈会的。蒋一苇说话非常真诚，富有说服力，感动了与会者。一个月后，这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就溘然去世。
吴敬琏、王慧炯等认为，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没能把经济搞上去，是苏联式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国家体改委宏观体制司司长傅丰祥列举了许多财政经济数字，说明苏联经济恶化的原因在于体制和政策，他指出，“二战”刚结束时，捷克的生活水平比奥地利高10％，东德有一段时间比西德恢复发展得还好，匈牙利曾经也与西欧其他国家相差不大。
来自外交部的专家都很熟悉苏东的实际情况，剖析了问题的根源。崔琦说，千百万人的价值取向和人心向背是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根子是体制问题、结构问题，不是工作问题。蒋本良认为，苏共长期没有从革命党、国际党的定位转出来，是其崩溃的主要原因。
20世纪50年代，江泽民在罗马尼亚实习期间，认识了中国驻罗使馆的蒋本良。当时在外交部欧亚司工作的李景贤记得很清楚，座谈会期间江泽民向他打听蒋本良，并让蒋本良也来参加座谈会。
李景贤回忆说，江泽民要求每个人发言不能少于半个小时，而且只能谈自己的观点，不谈部门的观点。曾在苏联、俄罗斯工作30多年的李景贤发现，江泽民对于苏东剧变的原因非常关注。1991年、1999年李景贤先后陪同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访华，江泽民每次都向对方询问苏联解体的原因。
苏联经济建设失败根本上是体制效率低下，计划分配资源，这是大部分与会者的共识。江春泽认为，苏联没有把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基本制度区分开来，总是把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看作是社会主义。
在郭树清看来，革命和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依靠政治热情和军事热情难以持久，整个社会都养成巨大的惰性。等到很晚才真正启动改革，根本的矛盾已无法自己解决。周小川对比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思维逻辑，他认为，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是分不开的，必须要靠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经济搞上去。
苏东的政治问题自然引起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蒋一苇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是要建立起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
沈晋福明确提出，中国的政治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和经济改革同时进行的，但是现在感到提经济改革，内容比较丰富，说政治改革，文件中话很少。这位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员可能意识到自己失言了，对后排的记录人员说，我的发言不要记录。江泽民说，没关系，我们是内部讨论。同时他也回应说，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当然要不断发展。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陈东琪在1988年出版《东欧经济学概论》，还获得全国图书奖。可是1990年在“反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中被作为禁书停止出版。正是因为这本书的影响，陈东琪以“熟悉苏东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专家身份，全程参加了系列座谈会。他认为，对于诸多问题江泽民已有自己的看法。
在陈东琪的一篇文章里，记录了江泽民的一段插话：“看来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计划经济那一套，存在严重的体制机制缺陷，关门时不知道，可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一旦一放开，封闭的大门一打开，大家一比较，体制毛病就显示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