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王慧炯被江泽民称为“老班长”——他们是上海交通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年长1岁的王慧炯是大学四年级时的班长。这位由科技转入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指出，新技术的应用使发达国家的大企业获得了“技术租金”，改变了资本收益与工资开支的比例关系，促进了世界一体的市场形成。
在经济国际化的大趋势面前，中国显然不能闭关锁国。时任国家体改委国外司副司长江春泽引用了智利中央银行行长的一句话：在封闭的环境下搞现代化只能建成“乌托邦”。
江春泽是与会者中唯一的女性，一年前她曾整理了一篇材料《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江泽民看到后十分欣赏，特意加印20份在领导层传阅。
国家体改委的经济学家杨启先谈到西方发展对中国的启示，认为必须解决好稳定与竞争的关系，按照客观要求及时调整有关改革和措施，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一些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做法。
当时宣传上鼓动排外情绪的做法，让有识之士深感不安。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中国吸收FDI的国际环境持续恶化，1990年，中国吸收的FDI出现了负增长，外资锐减，沿海地区、经济特区也失去了往日的生机。
与会学者指出，要认真对待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经济贸易活动。千万不能把刚刚打开的门关上，无论是搞建设还是搞改革，都要了解外国，争取最有利的国际环境。
连续两天的会议上，江泽民频频记录，不断插话、提问，并围绕所提问题开展讨论。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倪立羽是与会者中年龄最长者，在他发言后，江泽民说，你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直接寄给我。
在主持人的引导下，讨论式、互动式的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张卓元的记忆里，“会议充满自由讨论的气氛，会议没有桌签，与会专家到会议室后自由选座位，发言顺序不是预定的，都是临时要求发言，还可随时补充。”
探究苏东剧变的原因
1991年12月6日，座谈会开始进入第二个专题，讨论苏东剧变及其教训。此时距离中共中央十三届八中全会闭幕刚刚一周，会议决定次年四季度在北京举行中共十四大。
江泽民事先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主持词：我们一定要牢牢扣住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经济没有搞得很好？苏联、东欧国家过去的经济基础比西方怎么样？有的差，有的还不差，为什么后来都不行？
确实，与不但没有灭亡、反而更加繁荣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截然相反，社会主义国家却陷于危机。
1989年下半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崩溃。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个略显夸张的说法：社会主义的垮台在波兰用了十年，匈牙利用了十个月，民主德国十周，捷克斯洛伐克十天，最后在罗马尼亚只用了十个小时。唯一幸存的苏联也因为“八一九事件”而摇摇欲坠，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苏共已经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