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的一笔行贿额则来自华亭县档案局局长甘毓芳，2008年春节前至2010年春节前，任增禄收受其贿赂2800元，为其提供工作便利。
虽然每名干部的行贿数额不同，但结合行贿目的分析可知，行贿事由与行贿数额之间存在相关性，县级的政治贿赂呈现出“市场化”局面（见图2）。
其中，以希望任增禄提供工作便利、帮助亲戚安排工作的行贿额最低，平均数额为1.8425万元与2.25万元；以提供招商引资关照、推荐副县级后备干部为最高，平均数额为9.7263万元与8.2万元。同类行贿的数额差距十分接近，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市场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