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共罪结构
一个小小县域，共有129名官员向县委书记行贿，为什么涉及那么多官员？他们的诉求是什么？他们有着怎样的身份？行贿之后他们又得到了怎样的回报？
行贿为“买官”
根据任增禄案司法材料，129名涉事官员的行贿目的主要分为：为其工作提供便利、为其职务调整提供帮助、为其职务升迁提供帮助、推荐副县级后备干部、将其亲戚安排到华亭县城工作、提供招商引资关照这六大类。
官员们的贿赂目的，有单一、有多样。其中绝大部分都与职务调动、升迁相关，占到总体贿赂事由的七成以上。
在上述六大类中，最多系当事人希望任增禄能为其职务升迁提供帮助，共有60人次，占总体近三分之一；其次系当事人希望任增禄能为其职务调整提供帮助，共有44人次，占到总体近五分之一；接下来依次为——为其工作提供便利、提供招商引资关照、推荐副县级后备干部，以及将其亲戚安排到华亭县城工作（见图1）。
行贿目的与人事事项的紧密结合，背后原因在于县一级的用人制度上。在县级政府，按照“党管干部”的大方针，县长和县委书记一般有着明确分工：前者负责经济发展，后者主管组织人事。在组织用人上，县委书记拥有极大的主导权，特别在推荐副县级后备干部中，县委书记的作用不可替代。这样，许多干部为了升迁，会把赌注押在县委书记一个人身上。
根据司法材料和公开资料，这些通过行贿诉求职位变动调整的干部，最后都实现了个人目的，在行贿时间段里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调职与提拔。
以华亭县砚峡乡原党委书记朱维忠为例，2006年春节前至2010年春节前，其向任增禄前后行贿11万元——与此相对应，在此期间，他的职务也经历了自华亭县交通局局长（2008年）至砚峡乡党委委员、书记(2009年8月)至县编委办主任(2010年12月)再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多次转变。
又如华亭县规划局局长马骥，在2006年春节前至2011年9月期间，曾先后向任增禄行贿7.8万元。与此相对应， 2007年7月起，其职务从乡调任农牧局党委书记、局长，随后历任县粮食局党委书记（2009年11月）、县粮食局党总支书记（2010年8月）、县规划局局长（2011年4月）。
市场化价格
在这个贿赂样本中，部分干部的行贿目的存在多样性，比如他们的贿赂诉求同时包含希望能获得工作便利，以及获得职务升迁。这种情况，在总体中占到21起。
在行贿的129个官员中，行贿额最高的为48.2万元，最低为2800元。其中前者来自华亭工业园区前党委书记王恺昀。在华亭，由于该工业园区直属省级，工业园区的一把手便属于副县级干部。调职到工业园区前，王恺昀已经在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这个科级位子上服务了三任领导，是任增禄突破了他的升迁瓶颈：2009年7月王恺昀被提拔至华亭工业园区主任、2010年12月其继续得到提拔，担任工业园区党委书记一职。为了感谢任增禄在提拔升迁上的照顾，王恺昀在2008年至2012年春节前，先后向任增禄行贿48.2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