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监督县委书记
目前，甘肃省正在刮起的“效能风暴”带来了一些改变，收效如何尚有待观察。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何文盛分析，甘肃开展的效能风暴行动对于兰州官场有一定的针对性和适用性：西部政府机构内一直存在着消极、懒散、腐败的作风，效能风暴从政府组织建设、能力、执行力方面、工作管理效率方面抓起，对于改变各级机关作风有作用。
“为此省纪委设立了专门的机构、也公布了电话方式。”何文盛认为，甘肃省内效能风暴的开展与办理任增禄案件有一定内部关联，但更多的影响来自过去一年里中纪委的强势和发力，“在中央的导向下，地方纪委在理念、管理思想上都有所变化”。
不过，在华亭当地，反腐的宣教，仍沿循着教育短信、广场文化宣传等模式。更有甚者，参与当地“效能风暴”交流分享会的发言领导，不少都是任增禄案行贿名单上的当事人。在现实的腐败链条前，这样“以文化馆和博物馆为核心”的做法不堪一击。
当潜规则跃上台面大行其道时，华亭本地的监管机制显得孱弱难为。在任增禄案的官场地震后，县级的纪检部门无心也无力对涉案的官员进一步监督。
任增禄案行贿名单对县委部门和县政府部门一把手的覆盖程度，体现出县委书记的集权特征，也揭露出“明码标价”的买官现象在基层已如疽附骨，几无幸免。当基本上所有分支机构的局长、党政一把手，都逃脱不了贿赂的干系，靠金钱作为敲门砖时，权力大小成为主要指标，行政能力必然被边缘化，只凭能力上位，在基层往往成为空想。
再看安徽，在毋保良之前，安徽另一个县——颍上县是多年的国家级贫困县，却先后倒下两任县委书记。前任张华琪因为敛财500多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任书记徐波先后142次收受财物合计人民币136．18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一个早已摆出来但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是：谁来监督县委书记？
接二连三的案例揭示出：在县级政权中，县委书记作为一把手，缺乏有效制约的情况下，极易异化为事实上最大的吸金者，更形成共罪结构，带来集体性的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