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反对“普世价值”的提法，并不是要否定事物的共性或一般性，或如一些人指责的片面强调个性、特殊性。我们主张恢复唯物辩证法的本来面目。既要看到事物的共性或一般性，又要看到事物的个性或特殊性，并将两者科学地统一起来。主张“普世价值”的人，片面强调事物的共性或一般性，以此作为“普世价值”存在的根据，这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不符合客观实际。
六、警惕“普世价值”的陷阱
“普世”原本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广泛使用的一个宗教概念。其本意是指普天下所有的人，亦即全人类。到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一些神学家、伦理学家把某种普遍接受或广泛认同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称为“普世伦理”、“全球伦理”、“普遍伦理”或“世界伦理”等，并在国际上掀起一股走向“普世伦理”的热潮。也大体在这个时期，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一些学者，开始把某种普遍认同的现象或观念概括为“普世价值”。
西方学者在解释“普世”概念时，主要指大多数人认同的基本共识。“普世伦理”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德国神学家孔汉思认为，“普世伦理”是一种在“伦理方面的基本共识”，是“由所有宗教肯定的、得到信徒和非信徒支持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共同的价值、标准和态度”。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学家赛亚·伯林认为，“普世价值”是一种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的地方和情况下、在几乎所有时代都共同操守的价值，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或在行为中表现出来。
但当“普世”概念被引入政治领域后，就被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统治集团赋予了特殊的涵义。1996年，美国政治与外交智库的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主张用西方的“普世文明”、“普世主义”对付非西方的文明和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他认为，虽然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意味着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取得“全球性胜利”，但当今世界仍然存在西方文明与反西方的文明、西方意识形态与反西方意识形态的冲突。他还无奈地指出：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然而“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如何对待这种冲突呢？亨廷顿指出：“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到了21世纪初，美国开始把“普世价值”作为它推行霸权主义思想、政治、战略的新攻势、新概念。奥巴马政府更是把推行“普世价值”提到新的战略高度。2010年5月27日，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美国的持久利益有4项，其中第3项是“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这份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坚信“普世价值”，致力于在世界范围推广“普世价值”。对“普世价值”的坚定支持，这是美国区别于敌人、敌对政府和潜在对手的原因。报告还详尽阐述了推进“普世价值”要采取的6个方面的战略措施，比如认可非民主国家的一切和平民主运动的合法性，为“普世价值”推广者建立一个更广泛的联盟等。2010年12月15日，希拉里·克林顿发布的美国《四年外交与发展评估报告》前言部分指出：在新世界格局中我们必须推动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尊重“普世价值”观以及国际秩序。我们从这一点着手，确定重塑世界格局的趋势。
日本右翼首相安倍晋三早在2006年7月第一次当选首相前夕就鼓吹过“普世价值”。他认为，他的外交理念中心是重视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这四种“普世价值”，并向亚洲和全世界推广。他还表示，将加强与共享自由和民主主义等“普世价值”观的美国、澳洲和印度合作，以亚洲为中心，积极扩大这种价值观。第二次当选首相后的2013年1月18日，他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发表了围堵中国的“东南亚外交新五原则”，其中第一项就是“巩固和普及‘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普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