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关于改革外贸体制
我国外贸体制的根本弊端在于吃“大锅饭”。如果说各行各业都存在“大锅饭”的话，恐怕外贸这个锅是最大的之一。全国有上万个国营外贸企业、几十万人的职工队伍，经营上万个商品品种，但是外贸单位基本上不计盈亏，能把东西买过来卖出去，就算完成了任务。赚钱赔钱，似乎与己无关，所谓任务就是完成出口计划。八十年代初期，对外贸体制也作过一些改革，比如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但效果不大。
1988年，根据党的十三大精神，中央下决心对外贸体制进行重大改革。改革的目标是：“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关键是自负盈亏和推行代理制。改革的原则是：（一）政企分开，权力下放。政企不分，以政代企，以企代政，这是中国经济体制的一个通病，也是外贸体制的一个顽症。必须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二）把各级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推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推向市场，把竞争机制引入企业。（三）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把外贸企业推向国际市场经受考验，学习经营本领。四、加强行业管理，联合对外。外贸行政部门，把主要精力转到加强外贸的行业管理上来，包括制定经济法现，行业发展规划、制定方针政策、颁发进出口许可证、价格指导、监督检查等。这就是外贸企业改革的基本原则，实践证明，外贸企业改革的路子是成功的。也为我国外贸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8、关于改革工资制度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工资制度，是五十年代比照苏联的办法制定的。这种工资制度当然比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即供给制大大前进了一步。但弊端很多，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例如劳酬脱节，职级不符，工资标准过多过繁，工资能上不能下，能增不能减，管理权限过分集中，政企不分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促进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不利于鼓励职工上进，增强责任心，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不利于正确处理职工内部的分配关系，加强团结和协作，不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和合理使用。所以，改革工资制度是人心所向，势在必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财政收入连年增加，不少改革措施陆续实施，为改革工资制度提供了可能。1984年10月4日，我与时任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将《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的意见》，报送小平同志审阅，小平同志批送赵紫阳：“总的方针，我很赞成，具体办法，提不出意见，请国务院审定。”
现在所实行的“结构工资制”就是1985年开始实施的，即把工资分为基础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工龄津贴。当然，考虑到当时财政承受能力，各种工资的标准定得较低，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多次提高了工资标准。但“结构工资制”作为一种制度还是1985年制定和实施的。
9、关于改革劳动制度
我国劳动制度，是五十年代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劳动制度没有随着情况的变化进行相应的改革，以致存在许多弊端。党的十一届三自全会以后，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等，但这都是小修小补，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劳动制度存在的弊端。国营企业用工制度上统得过死、包得过多、能进不能出、一次分配定终身等状况依然存在。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专业化技术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要求劳动力必须进行合理流动，灵活调节。因此，劳动制度必须进行改革。
增强企业活力，最主要的是给企业以人权、财权、物权，特别是人事权。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的决定性因素，改革劳动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充分调动亿万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当时明确提出，改革劳动制度的基本目标和要求是：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和提高企业素质，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保障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和充分发挥职工的主人翁精神，促进人才的成长和合理流动；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要求。改革的目标是：逐步消除现行劳动制度中统包统配和固定过死的弊端，建立一套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责权利相统一、稳定与灵活相结合的新型劳动制度，做到统筹就业、择优录用、灵活调节、能进能出，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合理使用，逐步实现劳动力管理社会化。
本着这些目标和要求，拟定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这四个规定均由国务院正式颁布执行，也是后来制定《劳动法》的基础。
10、关于改革价格体系
风险最大、困难最多的还是价格体系的改革。我国的价格管理制度，同计划经济模式一样，是从前苏联“老大哥”那里搬来的。改革之前的价格，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几乎所有商品价格都是由国家统一定价，而且多少年不变。这种价格体系，不仅价格严重背离价值，更不反应市场需求，根本无法适应发展商品经济，更谈不上适应市场经济。但低工资低物价几十年了，柴、米、油、盐、菜、肉、蛋等等日常生活必须品，多少钱一斤群众都清清楚楚，而且习以为常，一说涨价，就人心惶惶。但改革就是要放，一放价格就涨，一涨生产者的积极性就高，商品不仅数量增加，质量也会提高。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问题就在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价格与生产、城乡人民收入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一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就充分估计到价格改革的难度，确定采取“走小步，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针”。
1985年至1987年，价格改革基本上是顺利的。在农产品方面先是放开水产品、水果以及细嫩蔬菜价格。在工业品方面放开小商品的价格。1985年对粮食、棉花由国家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其他农产品实行自由购销，并且提高铁路运输价格，等等。虽然这几年物价指数比改革前高（1985——1987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分别上升8.8%、6.0%、7.3%），群众怨言也不少，抢购也时有发生，但未出现大的风波。
1988年上半年进一步放开了肉、蛋、大路菜、糖等副食品的价格，相应的给城镇居民一定数额的副食补贴，亦比较顺利。经国务院批准，从7月28日起，放开13种名烟、13种名酒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同时提高部分高中档卷烟和粮食酿酒的价格。由于步子迈的过大，加之中央决定价格改革要迈大步，以及媒体对价格改革要“闯关”的宣传，一度引起群众的恐慌，出现挤提银行存款的抢购风波。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与运筹下，很快平息，价格体系的改革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88年与1984年相比，国家定价的商品由67.5%下降为24.0%，国家指导价由14.4%上升为24.0%，市场调节价由18.1%上升为57.0%，为向市场经济过渡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