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凡与胡耀邦同志接触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让人说话，敢让人说话，动员人说话，“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这是胡耀邦同志身体力行的名言。凡是他主持的会议，与会的人都比较轻松，发言热烈，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胡耀邦同志全不在乎。所以，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我们党最讲民主，政治生活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在组织上，胡耀邦同志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培养、选拔年轻干部、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胡耀邦同志的主持下，于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８日至２３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在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一批老干部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增补一批年轻干部进入中委。同年１２月２５日，胡耀邦同志主持召开了调整后的书记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同志说：“在培养干部方面，我们六年走了三步：选拔、锻炼、进领导核心，下一步如何培养？一要老同志支持，二要个人努力。要给他们压担子，老同志要少管一点事。”他告诫新进领导核心的同志：第一，要努力学会驾驭全局的能力，要多拿点时间想点全局的问题，读点书，马列主义、中外历史、政治经济学、文学等都要读一点，要熟悉全局情况，学会支配时间。第二，要发扬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好风格：一是光明正大，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二是身体力行，模范带头。赵紫阳同志插话说：“小平同志说过，在位谋行，担子压上了，就干得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八十年代中国领导层的年轻化，一大批年轻人走上领导岗位，正是在胡耀邦同志的大力推动下实现的，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这些年轻干部，后来大多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
胡耀邦是一位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人，他不仅主张经济上要搞改革开放，而且主张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主张在文艺战线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给知识分子创造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让他们敢于讲话，大胆创作。也正是在他主政时期，中国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民主空气比较浓，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创作热情大为提高。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也有所改进，比如：党政职责分开，党委不对口设置管理政府工作的部门；党委委员、人大常委委员和政府副职实行差额选举，人大代表依法可以联名提出候选人；国务院各部实行部长负责制，国有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农村村委会由村民直选，基层党组织只起保证监督作用，等等，都是胡耀邦任总书记时做出的决策。
农村改革打头炮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曾广泛流传着两句话，那就是“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两个人一个在安徽当省委第一书记，一个在四川当省委第一书记。他们带头打破“左”的禁锢，打响农村改革第一炮，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肚子。农民对他们赞誉，实质上是对党中央改革开放路线的歌颂。
万里同志是山东东平县人，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前担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建设部部长，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领导和组织了建国10周年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迫害。在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并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又受命于危难之时，出任铁道部长，协助邓小平同志抓铁路整顿。粉碎“四人帮”后，万里同志被派到农业大省安徽省任省委第一书记。安徽曾受到极左政策的严重破坏，本来的产粮大省弄得许多农民没饭吃。
万里在安徽经过大量调查，对农村农民的问题有了深刻了解，他说：“１９７７年６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２８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６０元，４０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１９９８年４月３０日《中国经济时报》）。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可能是万里之所以成为农村改革闯将的基本原因吧！
当有些地方暗地搞包产到组的事情汇报到省委后，万里同志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试验”。1979年2月初省委又开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少人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挨过批判，不敢表态。万里说：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未必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试验，我主张在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试验。山南区的试验很快见到成果，并传到别的地方，滁县地区很快就有17%的生产队包产到户。农民说，大包干就是好，保证一年能吃饱。1979年虽然安徽遇到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粮食还是增产了。当时还在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说万里是“好行小惠”。安徽干部却说：几千万人有了饭吃，还卖余粮给国家，难道这是小惠吗，与国与民都是大实惠。
与此同时，四川省委在赵紫阳主持下，进一步放宽农村政策，将农民的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15%左右，并支持农民采取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接着，在家庭联产承包推广以后，又在广汉向阳公社进行了全国首先取消人民公社改建乡政府的试点，为在全国范围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吹响了进军号，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继而内蒙等地也跟了上来。这样，四川与安徽遥相呼应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后来在全国传为佳话的“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即由此而起。
后来，包产到户在全国引起争论，农民暗里悄悄地搞，干部装不知道，怕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在这种情况下，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的。1980年1月，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万里说：“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虽然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生产队有权根据情况加以调整。”不久，四川、内蒙、河南、贵州都普遍推行包产到户。因此，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紫阳第二、周惠第三”。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志同万里谈话时，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同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另一次谈话中又一次称赞安徽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