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改革农产品购销体制
建国以来，我国对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长期实行的是“统购统销”的制度，它的基本措施是：农民生产的粮食除自己的口粮和种子外，全部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一切粮食加工和经营粮食的企业，统一归国家粮食部门领导，所有私营粮商、粮食加工厂一律不许经营粮食或自购粮食、自销产品；对城镇居民、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农民和农村缺粮户，由国家按计划凭证供应；对食品及其他工业用粮，一律由国家粮食部门按计划供应，不得自行采购或转售粮食。
在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同时，对油料、棉花也实行了统购统销。对生猪、烤烟、黄麻、蚕茧、羊毛、水果、水产品和中药材等数十种农产品，实行统一收购，即派购制度。
这种对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在粮食等农产品短缺的情况下，对保障社会的稳定，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制度不符合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发展的要求，它切断了农民同市场的联系，严重违背价值规律，长期以低价收购农产品，用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办法，说白了是用剥夺农民的办法保障供应，积累建设资金，极大地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越少越统，越统越少”的恶性循环。因此，随着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改革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势在必行。
八十年代改革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大体是按照以下三个步骤进行的：
第一步， 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从1979年起，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提高了粮食、棉花、油料、生猪等１８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对超购部分再加价50%。同时，恢复了对粮食、油料的议价收购，在市场上开展议购议销。
第二步， 减少统派购的农产品品种，扩大市场调节的品种。1983年10月国家将医药局管理的二类中药材从５４种减少为３０种，将商业部管理的一、二类农产品从４６种减少为２１种；到1984年底，国家统派购的农产品减少为３８种。
第三步，从1985年起，取消统购派购，将粮食、棉花改为合同定购。粮食、棉花以外的其他农产品，实行自由购销。1991年，就提出了“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目标。
在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同时，在城镇也取消了凭证供应的配给制，各种票证自然消亡。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改革，总的是比较顺利的。现在改革开放前所使用过的各种票证已成为“文物”被收藏。
4、关于改革蔬菜购销体制
蔬菜是城乡人民不可须臾缺少的东西。长期以来，我们对城市蔬菜供应是采取由国家统购包销的办法，即由国营菜店向菜农包购蔬菜，再由国营菜店向城市居民统一销售蔬菜。蔬菜旺季时大量烂菜，损失由国家补，淡季时居民买不到菜，群众怨声载道。这是计划经济的弊端所致。从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就逐步放开了蔬菜价格，步骤是先细嫩品种，后大路品种，如白菜、萝卜、土豆等都是最后才放开的；目标是把蔬菜购销推向市场，多渠道经营，逐步拉开品种、季节差价。
蔬菜价格放开之初，价格一度大幅度上涨，群众怨言不少。为此，国务院决定，对城镇居民不分男女老幼每月给予7. 5元的副食补贴。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一放就活，一活就多，蔬菜品种数量大大增加，质量提高，价格也下来了，群众也满意了，国家逐步甩掉了统购包销、大量亏损的包袱。
5、关于改革供销合作社体制
在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和城镇定量配给制的同时，大力疏通流通渠道。首先是改革了作为农村商品流通主渠道的供销合作社体制。供销合作社，顾名思义就是合作经济组织，但我们却把它变成了所谓的“二国营”的官办商业组织。改革供销合作社体制的基本点是变官办为民办，恢复和加强其组织上的群众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和管理上的民主性，扩大农民股份和参与经营决策的权利，开拓业务领域，与农民联合兴办商品生产基地、农副产品加工和流通设施，为农民发展商品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
二是放手发展城乡集市贸易、建立城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至1987年，全国城乡集市发展到6 9 6 8 3个，比1978年增加一倍多，集市贸易成交额达1 5 5 7亿，比1978年增长八倍多。至1986年底全国大中城市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已发展到4 5 0多个，成交额2 4亿元。
三是鼓励农民以各种形式进入流通领域、自办流通服务，如贸易货栈、农工商联合企业、农民合作商业、专业市场、农民个体运销等，不仅大大缓解了农民买难卖难的问题，而且增强了农民的商品意识与承受风险的能力。
6、关于改革商品流通体制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工商业极不发达的国家，1949年工业总产值仅为1 4 0亿元(人民币)，按当时的5 4，1 6 7万人口计算，每人平均2 5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合8美元。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30％，是个名副其实的农业国。
建国初期，个体经济曾经有相当的发展。但是随着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又经过“文革”时期“割资本主义尾巴”，个体、私营经济几乎被斩尽杀绝。就连理发洗澡的，修脚捶背的，搞缝纫做衣服的，卖个大碗茶的，修鞋补锅的，卖点稀饭油条作早点的，摆个小摊卖点针头线脑的，等等，统统改造为国营了。一改为国营，生机活力也就没有了，许多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服务行业也就自消自灭了，“官办”哪能办那些“低三下四”的事？！许多以此为生的从业人员也就失去饭碗，社会主义也就成了“一切都难”的社会主义，贫穷的社会主义。回想一下那时候干什么不难呀？走路难、吃饭难、做衣服难、洗澡理发难、修修补补难，什么都难。这种社会主义不仅想把全国人民的衣、食、住、行都由国家包起来，连一切生活琐事也都管起来。结果是误国害民。
随着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全面推开，农产品的丰富和农村集贸市场的活跃，以及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在城市、在整个商品流通领域国营商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再也难以维持了。1986年就明确提出，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基本目的是，使生产出来的商品，能四通八达，货畅其流，及时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多种需求。
改革的原则是：（一）必须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少环节、符合商品流向、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流通网络；（二）坚持政企分开，坚决砍掉一切不必要的行政性的中间环节，真正赋予企业以经营自主权；（三）采取多种形式探索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路子和形式。
供销社改革的三条原则是： （一）真正变官办为民办；（二）实行综合经营；（三）调整政策。在劳动工资、价格、税收、管理等方面，真正按集体企业对待。
八十年代，我国国营商业流通体制的改革基本上是按照这些原则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