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当时我国投资的环境还不适应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不完善，办事效率低，经济法规不健全。十三大提出，要“使外国企业家能够按国际惯例在我国经营企业”。这是我们改善投资环境的努力目标，完全做到需要有个过程。目前要重点抓好国务院公布的“二十二条”及其实施细则的落实，切实解决已投资营业企业存在的困难，使其能够取得好的效益。
此外，为了适应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大进大出、随时进随时出的需要，决定对现行的有关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清理。适合的继续执行，不适合的或加以修订，或予以废止，同时制订一些新的章法。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多次讨论，大家一致赞同这一战略设想，认为这一战略设想的实施，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邓小平同志听了这一战略设想汇报后非常兴奋，当即表态，这是一件大好事，要放胆地干。1988年1月23日，小平同志在赵紫阳报送的《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报告上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中央、国务院领导也一致表示拥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讨论多次，大家一致赞同这个战略设想，认为这一战略设想的实施，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988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四次会议。会议决定：把沿海经济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加以部署。为了组织实施沿海发展战略，３月４日，国务院在上海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会议，对贯彻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作了具体部署。会议认为：“贯彻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关键是必须把出口创汇抓上去，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保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会议还对如何具体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作了具体部署。3月1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沿海开放区范围的通知》，决定适当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新划入沿海经济开发区的有１４０个市、县，包括南京、杭州、沈阳等省会城市，人口增加到1亿6。
1988年9月12日，小平同志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时又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现在回头看，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不仅大大加快了东部沿海地区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乡镇企业以及私营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的全面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中西部的发展也起了强劲的幅射和带动作用。（原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二期）
四、困难时刻的特区工作会议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和治理整顿使中国经济陷入极大的困境，经济滑坡，市场萧条，外资锐减，沿海地区、经济特区也失去了往日的生机。1989年“风波”后，有一位很负责的领导人公开说，“现在不是办不办特区的问题，是已办的特区骑虎难下的问题。”他们的目的是要把经济特区纳入治理整顿的范围，逐步收缩。在特区工作的同志普遍感到方向不明，工作难做，压力很大。为了把五个特区稳住，我提议并经国务院同意，决定在深圳召开一次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当时的想法是，不一定解决多少具体问题，但可以给大家在精神上加以鼓励和支持。
会议于1990年2月5日至8日在深圳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五个特区的负责同志，有广东、福建省的负责同志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会议中我认真听取了五个特区负责同志的发言，了解了他们的忧虑和困难。
2月8日，我作会议总结讲话，我未采用特区办为我准备的讲话稿子，也没有理会与改革开放格格不入的声音，即席讲了一篇肺腑之言。
我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经济特区经过十年努力取得的巨大成就，我说：经济特区经过几年的努力，经济实力增强了，外向型经济比较像个样子了。几个特区的汇报都证明了这一点，增强了我们办好特区的信心。十年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生产大大发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我们几个特区是这些变化的集中写照。我看，深训，还有珠海，可以拿到欧洲参加城市比赛。这种变化，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想到的，外国人也是感到吃惊的。
我又说，办经济特区，是整个改革开放部署中的重要部分，是改革开放的缩影。现在根本不需要再议论特区要不要办了，实践已经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这个问题，五中全会再次明确要“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我强调：“特区要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求稳定、求发展。我们的目标应当是稳定而不是多变，是发展而不是萎缩，是前进而不是后退”“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的基本政策措施不变，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我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是特区还要继续办好。对此，大家都是举了手的，是一致通过的，没有人反对。
我强调，特区还要特。特区如果不特，就失去了办特区的意义。特区如果不特，不仅难以进一步发展，就是稳住也难。至于工作中出现有问题，要历史地看，任何新生事物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我们不能求全责备。
我重申：对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引进外资的规定不变，更多
地鼓励独资或在老企业基础上嫁接，对两头在外企业给予更多优惠。在特区工作的同志，在国务院有关部门工作的同志，都要按照中央的决定办事，在实际工作中把它具体化，多办实事和好事，为特区发展开辟道路。不能口头一套，行动上另是一套，更不能朝令夕改。
我要求特区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求稳定、求发展，要立足于特区自身积累的经济实力，发挥处于对外开放前沿的有利条件，抓紧调整产业结构，积极推动科技进步，大力开拓外销市场，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使特区外向型经济更上一层楼。
我这一番话，是对特区讲的，也是对某些反对办特区的人讲的。因为经济特区是我分管的，会议纪要也是按我的讲话写的，各特区和有关部门也是按照我的讲话办的，不同的声音对会议未产生大的影响。
1991年12月，我又在厦门主持召开了一次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范围与深圳会议相同。我从五个方面肯定了特区的成绩：工业总产侦两年翻了一番，产业水平升级，外贸出口址1989年增长近六成，带动内地经济发展的作用显著，住房商品化、劳动人事制度、股份制和证券市场发展等方面的改革稳步实施等。
如果说在深圳召开的特区工作座谈会目的是在治理整顿中求稳定、求发展、防倒退的话，那么，这次座谈会主要目的是在治理整顿中求发展、求提高、求前进。
会议强调特区要在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发展国际经济交往中，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不断提高水平和档次，并向高新技术发展。同时，要求特区要把工作重心转到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更多更好地吸引外资和开拓国际市场的轨道上来。
我呼吁特区深化改革，在改革开放中继续发挥“排头兵”的作用。我说，改革开放是不可逆转的，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改革开放反映了我国十一忆人民的强烈愿望，是保持国民经济稳定的基本国策。
两次特区工作会议，都与要经济特区下马的观点完全相反。后来的
事实证明，这两次特区工作座谈会，在困难时刻对特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原载《炎黄春秋》2010年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