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散，天性使然？
历史有证：宋祁的游乐
宋祁生性喜欢游宴，当宋仁宗打算让他去成都当太守时，宰相曾试图阻止：“蜀风奢侈，恐非所宜。”果然，宋祁来到蜀中如鱼得水。他带头游宴，并用他的才智增设了许多项目，将游宴推到最高潮。
宋祁在蜀中倡导游宴，以其过于频繁且趋于奢侈，到了朝廷难以容忍的地步，包拯就对此专门向皇帝提出质疑。但宋祁被调离蜀中后，流风依然存在且影响极大，历届成都太守都仍主持并带头游宴。
川人历来“尚滋味”、喜宴饮，尤其在五代时四川饮食业空前繁荣，游乐宴饮之风盛行。北宋名相韩琦说：“蜀风尚侈，好邀乐。后人谨而从之则治，违之则人情不安。”意思是四川地区的风俗喜好游乐，以至于后来的官员觉得改了这个风俗会感到不安。
宋朝赵抃任成都地方官时，就整治了蜀地官员常常以酒食互相吃请馈赠的陋习，把过去郡衙旁边开的酒家全部关停。不过话说回来，四川人爱吃的特点看来是自古流传下来的。
《宋史·王觌传》称成都附近“蜀地膏腴，亩千金”，而盆地四周群山环抱，交通困难，人们多数时间只能在盆地内进行商业贸易，很难大规模扩展到盆地之外，因此只需将一部分财富投入再生产即可，剩下的大部分财富便被用来消费了。
丁宝祯是个聪明，并颇有手腕的官员，在入川赴任以前，即先期对四川的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他在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上报朝廷关于“沥陈川省败坏情形”的奏本中称：“凡遇蜀中人士及他省官绅之自蜀中来者，均谓川省吏贪民玩，势成岌岌；初以为言之过甚；自入川后；即沿途悉心体察，始知该省现在情形，真有江河日下之势，人言非虚语也！”
曾有一个浙江商人，每天都在自己店铺前看见一些四川人神态悠闲地漫步。他对四川人工作生活的慢节奏大为不解。一天，他忍不住问一个路人：你们四川人的节奏为什么这么慢呢？反过来是这个四川人觉得奇怪了，他不假思索地回道：快又怎么样？慢又怎么样？我们都会到达同一个地方。
四川人说的同一个地方，指的是死亡，人的最后归属。
有人说四川是中国的缩影，“小富即安”更成为他们批评四川文化的一个着力点。但四川人，尤其四川官员一旦刚烈起来，不会输于任何群体。
从历史上四川的发展例证来看，四川在顶尖精英输出、首创“交子”、官制改革等方面均曾走在全国前头，创造了全国第一的纪录，但这些纪录一是持久性不强，二是整体性滞后。谭继和认为这是巴蜀文化长期积累形成的消极因素，需要整体性思想和大局观念来加以整合和消除。
抱团，但非一根筋
历史有证：蜀汉的党争
蜀汉自建国以来就一直陷入党争，并因党争而亡。诸葛亮代表荆州集团一直在压制益州集团，包括国家时刻处于战争状态，这样就可以把军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益州集团对此非常不满，李严对诸葛亮的军事行动就不予支持。刘备自己也是外地人，很注意和益州豪强势力结好，重用法正、李严等人，与吴懿结亲来示好。但造成荆州集团对此不满，诸葛亮死后，继任者也不是益州人(蜀国四相没有益州人)。
魏国攻入蜀国腹地后，益州土著(马藐，谯周)接连投降，拼死抵抗的是姜维、诸葛瞻等外来户。
由于古代中国政治中心在中原或江南，蜀中属于偏安之地，官员“出产”比例较北方和江浙要少，因此蜀地官员常常有浓厚的危机感，笃于乡谊，喜欢抱团，讲袍哥文化。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以张松、法正、谯周等为代表的蜀地官员，先是和刘焉父子，继而和刘备、诸葛亮以北方寓客和荆州人士为主的官僚集团，不断进行既合作、又摩擦的周旋，蜀地官员和荆州官员间的明争暗斗，贯穿了蜀汉历史的始终。
唐代韦皋、崔宁治蜀，都采取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措施，将以蜀人为主的幕僚集团用轮流做本地地方官的方法团结起来，轻易不放到外地或朝中，形成了庞大而牢固的本地官僚同盟；北宋以苏轼、吕陶等为首的“蜀党”，是所谓朔、蜀、洛三党之一，尽管在三党中声势最弱，但凝聚力却相对更强；明、清两代，蜀中官员尚乡谊也是出名的。这种抱团未必都是好事，却是蜀地官员的特色之一，三国的重义文化和袍哥文化在里面的用力尤其深。
专栏作家陶短房称，重视本地利益，而相对不执著于某种理念也是蜀中官员的一大特点。
谯周和范长生都是蜀中名臣，在当地德高望重，以博学和爱民著称，但他们却因“操守”被史家讥评，谯周先劝刘璋投降刘备，又劝刘禅投降曹魏，范长生身为晋臣，却和“非我族类”的巴氐李氏合作。
五代十国时，前后蜀许多名臣曾先后出仕两朝、三朝甚至四朝五朝，李昊因先为前蜀后主王衍修降表投降后唐，后为后蜀后主孟昶修降表投降北宋，被蜀人在门上题写“世修降表李家”的文字嘲讽；北宋的蜀党虽然抱团，但在政务方面却以柔和不偏执为人所熟知。
这些历史上有争议的名宦共同的思维模式，是以维护地方和乡亲利益为第一出发点，而相对不太在乎其它“大道理”，如谯周几次投降的理由，都是避免蜀中蒙受刀兵之祸，范长生和李氏合作，是为了保护青城山附近的饥民，苏轼在政治上的灵活务实，也和洛党二程在政治理念上的僵硬、刻板形成强大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