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四川官场的“亚文化”生态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蜀之富饶使他们满足于现有的生活。”
这是一百多年前，一个名叫山川早水的日本人到成都后，在自己游记中描绘出了外国人眼中的川人气质。
另一个叫中野狐山的日本人，则谈到了四川近代和古代官场上的风气，“爱说空话、假话，竞争意识不强”。
加之民国时期富顺人李宗吾一本洋洋洒洒的《厚黑学》问世，让读不懂的人误认为“四川官场上的人尤其会动鬼脑筋”。
古代四川的官场文化果真是如此不堪吗？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四川人原本是全国各地移民的后裔。自秦灭蜀开始，一直到“湖广填四川”，移民在数量上早就超过“土著”，随着移民的进入，必然发生的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这有点类似一个慢煮火锅的过程。
四川的官场文化在各种碰撞，或者说是融合的过程里，自然而然的产生出一种有别于中原官场文化的独特文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四川官员的性格就不能不出现异质并存、错综复杂的现象。
巴有将、蜀有相
历史有证：巴蔓子“献头”
春秋战国时期，巴国发生内乱，将军巴蔓子向楚国借兵平乱，并答应回报三座边远地带的城池。平乱后，楚国使臣来要城池，巴蔓子不忍割让，于是割颈自杀，头被楚国使臣带回交差，以向楚王致歉。
四川亦称巴蜀，东晋时期的蜀郡人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说蜀人是“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巴志》中则讲巴民“质直好义，天性劲勇”，简而言之就是蜀人好文，巴人好武。
巴蜀是一个看似落后的内陆腹地，但这里却人才辈出，“巴有将，蜀有相”是对古代四川地区的为官者特性的描述。
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鲜于煌认为，巴人少有圆滑避趋之术，他们认死理，即便掉脑袋也要去做，这是一种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而《汉书·地理志》所载的“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柔弱偏狭”，应是蜀人的个性写照。在秦并巴蜀以前，由于蜀地自然条件十分优越，蜀人无须衣食犯愁，故民神思幽远，华而不实，崇尚神仙。
蜀在西南，按五行家的说法，属于坤位，而《易》称“坤为文”，因此多“斑采文章”，历史早就证明，蜀地从不缺文人、才子。古蜀之星宿分野在“舆鬼”，鬼的性情颇狡黠，故蜀人也很机灵。
四川地区的官员以笃学博学著称。据《华阳国志》统计，两汉蜀郡士人(知识分子)达60人，巴郡48人。蜀地士人多德行高尚、文学出众，多出任朝廷文臣，其中任为郎的士人占多数。而巴郡士人却多忠贞烈士，以文学著称者极少。
有人曾评价到，如果说巴是一本《水浒传》，蜀就是一本《三国演义》。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表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巴人和蜀人都能将迥不相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品味整合、融铸在一起，相反而又相成，形成巴蜀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的整体性，整合为有别于其它区域性文化的巴蜀文明统一性。
离经叛道，标新立异
历史有证：陈子昂摔琴
陈子昂当年到长安后，和众举子一样四处行走，投献行卷，却收效甚微。
一天，陈子昂在长安故意当众以百万钱买下了一把胡琴。随即宣布，第二天在宣阳里用这把胡琴为大家公开演奏。
这一消息很快就传遍了长安城。次日，前来观看演奏者聚满了宣阳里。陈子昂将胡琴高高举起，对众说道：“这把胡琴值价不非，其音一定非同凡响。但演奏之事，那是乐工那些下等人的职业，我陈子昂满腹经伦，将来要为国家效力干大事情，怎么能干一般乐工的事呢？我的文章比起这把胡琴的价值要大的多。”言罢，将那把胡琴摔得粉碎。围观者全都被这一举动惊呆了。
陈子昂随即将自己准备好的文章当众散发，人们争抢着阅读。“一日之内，声华溢郡”。建安王武攸宜即辟陈子昂为书记。
离经叛道，是一部分四川官员身上的固有标签。巴蜀文化中有着巫祝文化，也有着原始的野性和独立意识。谭继和指出，三星堆、金沙文物形象的神秘、夸张与浪漫，形成了四川人身上独有的飘逸、淡定、自由、富于想象与创造的独特个性。
中国本土神明谱系中的两大最具智慧和浪漫主义想象的主神都源自于巴蜀。主宰文运、功名利禄的文曲星君是蜀中梓潼人；英武而“纵目”的二郎神杨戬是岷山人。这些都流露出四川对英雄性格和英雄崇拜的意识。
但文曲星君这位老乡显然对四川人并没有过多的眷顾，四川历史上共有状元25人，作为一个大省，这个数量并不算多。如安徽共有状元41人，山东的数字是39人，而江苏仅苏州一地在明清时期就达到了惊人的35个状元。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的毛晓红教授则认为，巴蜀地区具有厚重的原始宗教的神秘氛围，同时也深受儒家文化的修身入仕思想的影响，从而造成了巴蜀士人离经叛道、胆大妄为、标新立异、无所顾忌、敢想敢为、敢说敢干的审美进取精神。
由于四川长期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封建礼教相对松驰，人们主观精神昂扬奋发，强调个性张扬，推崇人格独立。尤其是在古代四川文人官员身上，普遍存在一种重义轻财，好勇尚武的侠士风度，它与一些文人官员们宣泄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那种慷慨激昂却又离经叛道的精神特质。
一生决不做官、只以占卜和教书为业的严君平，带来了中国古典文学审美巅峰的李白、苏轼，率先反传统的儒学内部异端、康有为变法的精神导师廖平，说破几千年文明史潜规则的厚黑教主李宗吾，毫无疑问都属于离经叛道这个群体。
由于“山高皇帝远”，巴蜀人的叛逆性格使他们不愿随波逐流，他们特立独行，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自汉代以来，巴蜀士人的奇特异行一直震惊着世人。
川人向有“嗜好语言”的传统，但是这种传统不同于中原地区。班固在《汉书》中评价蜀地时就用“好文讥刺”一词形容，通过充满幽默讥讽的文字来评判人事，这与中原官场上的衣冠楚楚、一本正经相比，确实另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