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清廉贡献
经过安史之乱和唐皇几次入蜀“避难”，蜀地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也愈发重要。自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到僖宗乾符六年(879年)，在担任剑南三川节度使的93人里面，先后有40人入朝为相，此时的蜀地也被称为“宰相回翔之地”。朝廷对四川官员的选拔，更是重德甚于重才。
由于时代和地域的改变，以及外来官员们在蜀地受到的不同礼遇，导致蜀地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发生变化。同时，他们也受到四川本土风俗的影响，二者相互相互、逐步交融。
后蜀皇帝孟昶在朝堂之上设立了一种叫作匦函的匣子，凡是臣民们不管是有冤要伸，还是想要向朝廷提出批评意见的，都可以写成状子投入其中。孟昶还亲自撰写了《官箴》，作为官员的行为准则。
说归说，做归做。相比皇帝，孟昶显然更适合去做艺术家。此时的蜀地官员和文人都陷入了一种醉生梦死的境地。后蜀赵崇祚编有一本《花间集》，里面收录了五代时期靡靡之音的代表作，18个作者中，除了温庭筠等人外，余者14个均为蜀人。
到北宋时期，官箴被赵官家沿用，由此，省、府、州、县各级地方衙门大堂前甬道正中俱立戒石，向南刻“公生明”3个大字，向北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铭文16字，成为官箴建筑“戒石铭”。
似乎是为了奖励巴蜀“贡献”出官箴的功劳，朝廷给成都府派来一位“铁面御史”赵抃，赵知府前后4次，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相随。他时常用鹤毛的洁白勉励自己不贪污，用鹤头上的红色勉励自己赤心为国。
和诸葛亮治蜀崇严恰恰相反，赵抃崇宽。他注意根据蜀地的具体实际而采取特殊的治蜀政策，曾坚决反对王安石在这里推行保甲法，“臣深知蜀人情状，闻欲作保甲教兵，必惊扰失民心”。于是“蜀人既闻公来，男呼于道，女欢于灶”。
后来，朝廷每次派往成都地方官在离京赴任拜辞皇帝时，皇帝都要提到赵抃，说治理川蜀赵公的方法最成功，要他们好好向赵抃学习，从此“一琴一鹤”成为为官清廉的代名词。黄庭坚、陆游等也秉承了赵抃这股崇尚实际的清风，重在为民减负。
陈希亮、三苏，这批由蜀地走出去的清官或名士，则在全国政坛上掀起一股西蜀旋风，在宋哲宗时期形成蜀党，成为文人参政的典型而备受瞩目。
有人说，四川人干任何事情，开始时总是默默无闻，往往到了关键时刻就会闪光发热。苏轼和苏辙作为蜀党的领袖，倡导行仁政，而他们个人无论出于何种境遇，仍时刻关注民众疾苦和现实政治，改变了过去四川官员为官形象，并影响他们积极通过科举来达到内圣外王，经国治世的政治抱负。宋《图经》说，靖康之变后，光是眉山籍在京官员“眉之忠义死者犹有四八焉”。
可惜南宋秦桧及其党羽当政时，对反对“和议”的蜀地官员几乎弃用，让蜀籍官员很难得到正常成长，影响深远。成都人宇文虚中被金国扣留，还封为国师。但宇文虚中心怀故国，密谋挟持金主，曾向南宋偷传情报，但被秦桧缴还给金人，宇文全家因此被害。
直到秦桧死后，才有仁寿书生虞允文的擢升。更亏得范成大认识到要治理好四川地区，必须充分利用蜀人的智慧和才能。于是他在处理与蜀士的关系上做了两件事，一是表彰名士，二是网罗人才，其结果是蜀士纷纷归心，达到了预期成效。
坚韧包容的最终定型
1279年，崖山一役，距离当年虞允文在采石矶两万军士破百万北兵的壮事已去105年。南宋灭亡后，四川孤悬抗元的钓鱼城终于挂出白旗。自此之后，四川成为元帝国的一个普通行省，而在划出利州路的一部分至陕西后，四川残缺了北面的一角，已不成其为传统意义上的四川。
至此，四川再也没有出过李白、苏轼这样惊世绝才的官吏，“人文之盛，莫盛于蜀”尘封了起来。清初以来，四川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各地风俗相互渗透、融合，最终形成了坚韧包容、独具个性的文化特征。
元明清三代，最有名的四川籍清官有三人，杨廷和、卫承芳和张鹏翮，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做过吏部尚书。
其中最著名的是清朝官至吏部尚书的蓬溪人张鹏翮。《大清一统志》称“扬厉中外，以清节著”。康熙称：“朕留意察访，果一文不取，天下廉吏，无出其右。”
然而，张鹏翮每天进入宫门，他就自然而然的感到一种沉重的负担。这是一种清官道德观念的负担。皇帝赞誉得多，却也骂得多，或谓，不被挨骂，则难有赞誉。张氏挨骂，源自他治理黄河时：“上南巡，阅清口，见黄水倒灌，诘鹏翮，鹏翮不能对。”康熙臭骂他一顿：“若徒自表廉洁，于事何益？”
川人又是忍耐的典型，若没有康熙的责难，张氏也不会发愤学习履职业务，在实践中长本领，成为“治河专家”，故而德能勤绩，样样有可道者。
历任明朝两朝宰辅杨廷和是新都人，革弊政，朝野称颂，其子杨慎亦有显名。明朝达州人卫承芳，他赴任时，经常会绕道三十里以避开地方官员的迎接，或者干脆不通知地方官员到任时间，只带随从悄然赴任。
同时，随着湖广填四川的高潮和平息，四川也迎来一位位清官、循吏。
四川人爱吃宫保鸡丁，四川总督丁宝桢对川人的贡献绝不只是这道名菜，他被誉为四川数百年来第一好总督，曾在川治水通河道，整修都江堰，从总督衙署开始，将以往的一切应酬规费全数革降，更大力惩办贪官，导致得罪人太多，一年(1878年)内连降三级，最终儿子来川奔丧时，竟无钱为其办后事。
和他类似是是曾任四川巡抚的冯俊，他卒于任上，死后仅余俸银十两；合州知州于成龙，著名的“于青菜”，其长子廷冀来看望他，都跟仆人吃同样的粗茶淡饭。儿子临走时，他只割了半只熟鸭和红薯供其路上充饥，于成龙从此多一外号“于半鸭”，老爱把话说满的康熙皇帝称他是“天下廉吏第一”(他把此誉还给过张伯行、张鹏翮等人)。
四川学政张之洞，尽力革除教育腐败，创办了尊经书院，“服官四十余年，乡里未造房舍、置田产”。
在官场，官员是否拥有“公心、公情”，在关键时刻往往能改变时局走向，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即使不能扭转，也能给后人留个念想。到晚清光绪朝，戊戌六君子中就有绵竹杨锐、富顺刘光第慷慨赴义，只要能让一个沉睡的民族觉醒，他们不惜献上自己鲜活的生命，四川官员中照样可以有燕赵慷慨悲歌之风。
有意思的是，从百日维新、张居正改革、王安石变法，最终上溯到商鞅变法，里面不可忽视的要点均是土地改革和兴修水利，而垦、灌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由此，历代四川清官治水的这条暗线变成了明线。
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有一项统计说，中国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见于官方报告的水灾有1621次，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治水和救灾。何开四则认为，古蜀多水患，成都平原尤甚，历代治蜀者均以治水为重。能把水治好，证明他至少专心在做事，蜀也基本上能治好了，这就叫实干兴邦。“古代科技条件有限，治水不力是会被问罪的。官员们除了勇气，更多的是一种担当，那就是四川官员，尤其是清官们的一种特质了”。
北宋仁宗时期，在包拯即“包青天”的盛名之下，朝廷中其实还有一个四川地区眉州的“陈青天”同时期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