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左右派争论中的问题与主义

　　对于负福利，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不可能产生争论的，不管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都不会赞成负福利的，而且他们的主张都可以抵制负福利。比如说假如你是自由主义者，你是反对福利的，那么你在负福利条件下就应该首先反对当官的享受福利，农民享受的本来就鸡毛蒜皮一点，有什么可反的？本来就非常低，而且比西方任何最低的福利国家还要低，你反什么？如果你真是自由放任主义者，在这种背景下就得反对特权者的福利。但如果你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呢，你呼吁福利，当然就得为最弱势的人要求福利，而且是作为问责，而不是作为皇恩来乞求，当然也不可能为高官呼吁福利。假如左派成功地增加了底层福利，假如右派成功地遏制了权贵的福利，那不就是共同促使负福利朝着正福利方向改变吗？有什么可争吵的？这样推进到一定时期就会逐渐变成零福利，再进一步发展就会变成正福利。到了这个时候，福利高一点、低一点就成为真问题了。在这之前“高低福利之争”前提都没有，就是假问题。

　　但现在我们一个最糟糕的现象，就是那些反对福利的人其实往往都是针对最穷的老百姓，都是说老百姓不能要求这、不能要求那，而拿当官的高福利没辙。可是那些主张要搞高福利的人却反对制约权力，这样就没法避免福利一旦搞了就是当官的先得。比如现在的保障性住房。本来，保障性住房制度在西方也是有争议的，包括我刚才讲的美国的福利房社区被视为贫民窟的问题，这是美国经常讨论的。

　　但是在中国恰恰相反，严重的问题是保障性住房现在的两个特征：“经适房优先公务员，廉租房不给农民工”，我们现在绝大部分“保障房”是所谓经适房，而优先分给官员。保障房中分量很小的廉租房也是给有城市户籍的人盖的，而城市户籍的困难户现在没有多少，没有多少也不是中国的“优越性”，因为全世界的城市贫民主要都是由乡村来的移民组成的，不光是中国。只不过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就是他们承认这些新移民是城市贫民，我们不承认，我们说他们是“农民工”，是“外地人”。区别就在这儿。如果只是要保证老市民，其实西方也没有多少老市民需要你保的。任何一个国家所谓的贫民窟和住得不好的人基本都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新进城的人。如果所谓保障性住房不是针对他们的，你搞它干什么？不就是负福利吗，搞出来都是给官员的，西方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哪个人能赞同这种做法？所以所谓福利房变成贫民窟根本就不是中国的问题。而中国的问题很简单，我们左、右派也应该针对中国问题朝我刚才讲的两个方向努力，尽管不能一步到位，但是你至少不能让它变本加厉。如果是反福利的右派我就要提出经适房绝不能优先公务员，反过来如果我是左派，就要提出廉租房要优先给农民工，否则你说你是自由主义者或者社会民主主义者？你什么都不是。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作为一种要价策略

　　主持人：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在出台这些福利政策的时候，政府号称都是给穷人的，但是最终多数都落不到穷人那里。

　　秦晖：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感恩型福利观变成问责型福利观，如果你不要求，他凭自己爱好做，肯定就是皇恩浩荡，皇恩是落到皇上喜欢的人手里。如果我们是向他问责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关键在于这个福利如果是穷人有权要求来的，当然就落到穷人头上了。所以穷人缺的就是这种权利。在中国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不能反对穷人的权利。我们可以反对特权者的福利，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穷人的福利诉求。至少在宪政以前我们是不能否认的。

　　至于有了宪政以后，因为宪政和非宪政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权力和责任的统一。我的书里最后几篇文章也讲了，所谓宪政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达成一个契约，我授予你多少权力，你给我提供多少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是一个自由放任论者我就会担心政府权力过大怎么办，我就不愿意给政府授那么大的权力，因此我也就不能去要求政府给我承担太大的责任。反过来讲，如果你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你希望政府承担很多责任，你当然就得给他多授一点权力。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机制，他的权力用不着我们授，他本来就有无限的权力，但却不承担任何责任，不是说没有任何公益，但那是“皇恩”，是不能问责的。现在我们开始有一点问责意识，但却是向下看齐，而权力却向上看齐。我们现在一讲责任就要和西方比，你看西方也在提高退休年龄（降低政府养老责任），所以我们当然也要强制性提高。其实这种责任比较本来就很虚假。西方多数国家的养老福利不只是年龄问题，更重要的是覆盖率和平等性，他们的国家养老责任基本是覆盖全体国民而且标准一致的。可是我们的国家养老才覆盖了多少？覆盖的又分三六九等，对穷人、对农民国家究竟承担了几分养老责任？为什么只拿年龄说事和西方比来为政府卸责？

　　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你只和西方比责任，不和西方比权力？一讲权力你就说我们和西方不同，他们搞“资本主义”，讲有限政府，我们是“社会主义”，只讲“领导一切”，不能讲权力制衡。可是讲到责任怎么就要向西方看齐了？“资本主义”无力提供的保障，“社会主义”也不能提供？如果是这样，你“主义”的优越性何在？难道就在于可以任意“拿大家”？

　　他们的政府权力有限，责任自然应该有限；你权力无限，责任为什么就要有限？人家的政府能像你这样不经过议会讨论随意横征暴敛？能像你这样除了征重税，还可以垄断土地搞土地财政？能有那么强大的国企垄断“与民争利”？更严重的是，西方政府的权力能大到不仅横征暴敛，而且把权力伸进老百姓的家庭，像你这样限制老百姓生孩子、用几十年的强制性独生子女政策把老百姓“养儿防老”的传统给破坏掉？权力大到可以破坏养儿防老，责任小到可以推卸政府养老，这又是什么“主义”？

　　现在你跟西方比责任小，讲权力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和西方比？所以，现在世界上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政府有“社会主义的权力”，其实是“超社会主义”的权力，但却只想承担“资本主义的责任”，甚至连资本主义的责任都不愿承担。而西方相反，他们的政府只有“资本主义的权力”但是人民却要其承担“社会主义的责任”（甚至是“共产主义的责任”--福利制度是面向穷人、“按需分配”，而不是奖励劳模、“按劳分配”的）。民主制度下老百姓喜欢“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造成现在希腊这样的困境。可是我们的困境与他们恰好相反。我们既然面临和它相反的问题，我们的左派和右派就不能像他们那样去提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