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骏：未来一年焦点是平稳过渡

　　文/周八骏

　　昨日，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分别听取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述职，对特区各项工作作重要指示。

　　未来一年，香港各项工作重心是特区政府平稳过渡，不仅因为本届政府尚馀一年半任期，更因为香港政治经济社会形势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行政长官梁振英上一次述职，是在去年年尾。那时，持续七十九天的非法“占中”行动刚结束。香港社会关注中央如何看待“占中”后香港政治形势，尤其关注中央对待普选行政长官问题的态度。

　　反对派陷进退维谷困境

　　香港原本可以普选产生行政长官的机会遭反对派扼杀了；非法“占中”和空前激烈的关于普选的政治斗争，把香港社会深深地撕裂了。由于经济民生问题积重难返，也由于特区政府管治和施政的资源捉襟见肘，自普选方案被否决日至第五届区议会选举日约五个月、可以专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窗口期”，转眼即逝了。周一梁振英启程赴北京时，本届政府任期尚馀一年半，香港相当多居民对于前途和命运的忐忑，却是近三十年来最严重的。

　　近三十年来，香港相当多居民对于前途和命运的信念在于两点：其一，相信伦敦在“九七”前为香港铺设的民主之路，可以在“九七”后走到底；其二，相信香港经济和社会的繁荣稳定，可以在沿袭“九七”前制度和核心价值的条件下，得以长期保持。

　　然而，今年六月反对派顽固否定特区政府普选行政长官议案，使香港无法实现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的目标，香港相当多居民关于民主政治的信念被深深地动摇了。

　　二〇〇八年以来，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展开全面深刻重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同时，全球重心由过去五百年一直在西方（欧洲北美），开始向东方（亚洲）转移。于是，香港与国家主体的经济关系，香港与外部世界、主要是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都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变。今年，这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变迁进一步展开，香港在“九七”前形成的制度和核心价值受强烈冲击，香港相当多居民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信念也被深深地动摇了。

　　香港的政治团体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

　　即使反对派顽固相信西方政治模式，但是，在他们自己扼杀了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的历史性机会后，所有反对派政治团体、政治人物，都对下一步政治目标和策略感到惶恐。眼下，反对派集体激进，不是反映其政治信念坚定和政治路线明确，恰恰相反，正是他们既不知进退、也进退维谷的写照。

　　观念滞后影响稳定

　　成熟而自信的政治团体，从来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灵活，既敢于斗争又善于妥协。爱国爱港中坚力量日趋成熟而自信，但是，严格地说，对于香港政治形势的判断尚欠火候。在建制派中，若干政治团体、政治人物摇摆不定。因为，他们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对于香港前途和命运的信念，同上述香港相当多居民的并无二致。

　　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条件下，香港的政治领袖不可能脱离香港社会。在“平稳过渡”的安排下，今天特区政府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同“九七”前夕的相同，何况，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制度安排同“九七”前的一脉相承。

　　总之，香港长期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全面深刻的变迁，同时香港内部矛盾越积越深，但是，香港人的观念和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未相应调整。可以预言，在馀下任期，本届政府的管治和施政会更困难。

　　因此，明年香港的焦点是，如何实现本届政府与下届政府的平稳过渡。

　　政治团体固然会以主要精力争夺明年九月第六届立法会议席，但是，就香港而言，二〇一七年三月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显然更重要。事实是，早在去年下半年，随着关于普选行政长官的政治斗争趋于白热化，若干有志竞逐第五任行政长官的政治领袖或公众人士就开始为参选“热身”。今年六月十八日反对派议员在立法会否决政府提交的普选行政长官议案后，若干人士问鼎下任行政长官的志向表露明显。同二〇一一年下半年启动的二〇一二年第四任行政长官竞选工程相比，这一回有关人士不仅起动得早，而且筹备足，都加强撰写政纲和预先筹组班底。只是顾虑竞选经费的计算，一系列行动是在“伪装”下展开。

　　二〇一二年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有两位建制派人士相争。从去年下半年起，有意竞逐下任行政长官的，加上很可能争取连任的现任行政长官，属于建制派的至少三人。于是，本届政府与下届政府过渡，会较本届政府与上届政府过渡更复杂更困难。

　　首先建制派将困难抉择：是支持现任行政长官连任（如他有志于此）抑或另选一人；如另选一人，则将为选谁而分歧。其结果，建制派也将出现某种程度的分裂。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博士）